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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如果你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感兴趣，那一定要知道胡文辉，他的《现代学林点将录》盘点100多位学者的学术生涯，广搜异闻，识见敏锐，被称为现代学术的“梦华录”、现代学人的“思痛录”。
如果你对陈寅恪的生命和思想有过好奇，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也是必读的书。
他不仅熟悉陈寅恪，在学林掌故与近现代史上也造诣极深，能把学者的著述、遭际与时代变化相连，写出一部沉痛的诗史。
现在，他推出了一本新书，叫《接吻的中国史》：从《易经》咸卦说起，广泛搜集历代诗词曲歌小说、出土文献、汉墓画像石、明清春宫画来说明古代中国人也接吻并且善接吻，其中还有接吻的语言学、游戏文学、东西方比较、口臭问题的解决等研究。
相比学术史上的大事和大人物，接吻只是一件平常的小事，有什么好研究的？
胡文辉解释说：“古代中国人之于接吻，虽不及西方人那么热衷、那么高调，却绝非不存在，也自有其‘吻的文化史’。在日常生活中，在影像世界中，中国人今日已司空见惯者，在史学上却无人问津，这是一个悖论。此所以有此作也。”
钩沉史料，发前人之所未发，是胡文辉的本事之一。
《接吻的中国史》不是一本大书，却可以一窥胡文辉的学术趣味和研究方法。
我们看见的接吻，绝大多数都来自影视或图像
《新周刊》 ： 关于此书的缘起，你在后记中谈到，这是2008—2009年间读赵翼《瓯北集》时发现“却渐老去风情断，方与佳人接舌来”一句，由此想到中外接吻文化之差异，开始随时记录相关史料。你当时为何觉得接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胡文辉：研究历史问题，或许可以说有两种不同的入手方式：一种是你觉得某个问题重要，然后就围绕该问题来读书并搜集材料；
一种是你发现了某些有意思的材料，然后从这些材料开始继续积累，并注意相关的领域或学科状况。
我研究接吻史，应该算是后一种类型，材料优先。
当然，前提是我觉得这些材料涉及的问题有意思，具体到“接吻”这个问题，从历史上来说，它不但有趣味，也值得研究。
我觉得历史上重要的东西，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事件史，有关的人、事、物或制度，对天下大局影响巨大；
还有一种是生活史，日常生活离不开的，比如衣、食、住、行、性，接吻问题就属于此类研究对象。
《新周刊》 ： 为何接吻在中国史学上长期无人问津？
你也提到，曾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人过去是不接吻的，你在书中用很多史料及研究反驳了这一点，也提到了张竞生、周作人、叶灵凤对接吻的讨论，但他们当时的讨论还很粗浅或很偏颇。
周越然1937年在《晶报》也译介过西方与中东文献中关于接吻的材料，对中外的接吻文化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他似乎比较早地从生理和人伦上指出，在中国“接吻一事，实与开天辟地同时”。
但在这之后，相关的历史研究甚至讨论似乎都很少。你如何理解接吻史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胡文辉：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有关接吻的史料很少，所以很难展开历史性的研究。
相反，我现在之所以会写成一本书，也正是基于史料的积累。
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当然不只史料，但史料是最根本的。
至于接吻史在学术上的意义，我倒不认为有多大，就像我在书里说的，“接吻只是一件小事”。
不过，至少这是情爱史、日常生活史、风俗史不应缺少的一环。
《新周刊》 ： 很多人第一次看见接吻是在电影里。
帕慕克在《纯真博物馆》中说：“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第一次在电影里看见接吻的，我被震撼了。这是我和一个漂亮姑娘一生想做的，也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除了在美国的一两次偶遇，其实三十年来我不曾在银幕以外的地方看见过一对接吻的人。影院，不仅仅是在童年，在那些年对我来说也仿佛是为了看别人接吻而去的一个地方。”
在你的观影史中，你记得第一部看到吻戏的作品是什么吗？当时是什么感受？
胡文辉：帕慕克的话很有意思，也提醒我们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看见的接吻，绝大多数都来自影视或图像。
比如我，大约只见过路边的陌生人接吻，但没见过熟人在我面前接吻。
我肯定看过《庐山恋》，但完全没印象了，包括接吻镜头。
印象最深的吻戏，当然是《天堂电影院》那段“吻戏片断合集”。
最适合接吻的地方，是远方
《新周刊》 ： 你在书中提到，接吻变成一种全球性的爱情象征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是在流行文化和大众电影的推动下才形成的。
在西方，亲嘴、亲脸也并不是所有地区、所有时期都流行的社交风俗，罗马皇帝提比略曾经下令禁止接吻，认为接吻有害道德和卫生。
为什么是亲嘴式接吻成为了全球性的、爱情的象征，而不是吻手、吻脸或者更单纯的亲密动作？
胡文辉：首先当然是因为西方的强势，它的技术、文化乃至军事力量，使它成为近几百年来世界的中心。
我们当然更容易接受“中心”的影响，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古代的中国是东亚的绝对“中心”，所以朝鲜、日本也更容易接受中国的东西，正如我们今天接受西方的东西一样。
组图从上到下：1.汉，徐州出土，现藏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2.东汉，四川荥经出土，现藏于荥经县博物馆。3.东汉，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所以，西方的风俗和文化往往成了世界的样板，接吻只是这些样板之一而已。
相对来说，形而下的东西比形而上的东西更容易被接受，尤其是物质文明，也包括接吻这种大众性的习惯。
《新周刊》 ： 中国从中古以后，爱情观和性爱观为什么趋向开放？
胡文辉：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许是一个因素，即陈寅恪所说的“胡化”。
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也讨论了风俗文化的这种“胡化”。
但更重要的，恐怕是贵族阶层的消解，贵族阶层所讲求的礼仪也随之消解，整个社会变得更为世俗化了。
但所谓“走向开放”这一点，恐怕也不能夸大，在中古以前，是不是就一定很保守呢？
也许只是性爱方面的史料很少保存下来而已。
《新周刊》 ： 虽然接吻是自开天辟地就存在的亲密行为，但在现代以前，中国的接吻行为一般都是私密状态下的。
留洋学生应该是中国第一批学会公开接吻的人，除了书中提到的张竞生，还有哪些人是“饮头啖汤”者？
胡文辉：我研究接吻史，重点是古代，价值也主要在古代，越到后边，材料越多，我就无力涉猎太多了。
所以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
我的书印出来之后，我才搜到一个帖子，是几年前发表的论文——《西方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受容与变迁》。
由这篇论文，我才知道，20年前已经有了一本叫《不吻你可不可以——中国亲吻亚文化》的书。
那本书在古代方面比较薄弱，主要是综合前人的东西，但明清小说和民国作品的例子都很多。
至于那篇关于“西方接吻文化”的论文，因为写得比较晚，已经有了新的搜索条件，所以民国的材料更加丰富。
《新周刊》 ： 接吻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城市化的产物和标志？
在中国，接吻的流行和城市化是同步的。
作家夏天敏在《接吻长安街》写过一个农民工，他的愿望是与自己的恋人在长安街接吻：“尽管接吻之后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依然是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仔，仍然是居无定所，拿着很少的工钱，过着困顿而又沉重的生活，但我认定至少在精神上我与城市人是一致的了。”
在某种意义上，当初的留洋学生就是中国最早的进城者。
有意思的是，城市可能提供了一个适合公开接吻的环境，即使在今天，乡村地区的接吻仍然是私人状态下的。
胡文辉：《接吻长安街》这个文本，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我觉得它的重点，不在“接吻”。在长安街接吻，只是代表了他能跟恋人相聚在北京，相聚在大都市。我觉得城市人接吻，大多数也是在私人状态下的。
最适合接吻的地方，恐怕不是城市，而是远方。
接吻就像一个出场秀
《新周刊》 ： 本书讲完接吻史之后，还有一个外编《中国人的口臭问题及其解决——接吻的关联性研究》，也很有意思。
接吻从私密行为变成公开行为，个人卫生问题的解决似乎是决定性因素。
不只中国人如此，西方人似乎也是这样，周作人曾引用罗马诗人Martialis的一段记录：“外出十五年后，回到罗马来，它给我这许多接吻，比勒思比亚（Lesbia）给加都路思（Catullus）的还要多。各个邻人，各个毛脸的农夫，都来亲你一个气味不佳的嘴。织布匠来逼你，还有洗染店和刚才亲过牛皮的皮匠；胡子，独眼的绅士；烂眼边的，和有稀臭的嘴的朋友。这真不值得回来。”
谈谈你对口臭问题的研究是如何开始的。
胡文辉：接吻与口臭问题，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了，每个想接近异性的人都知道。
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只是难在怎么去研究它。
研究最多的，似乎是刷牙和牙刷的起源问题，还有有关口腔卫生问题的研究，因为这些是属于医疗史范围的；还有的人专门研究《金瓶梅》，因而研究了里面的“香茶”，也就是当时的口香糖。
但“正经”的医疗史研究，大约不会从“口臭”这个很世俗、很日常的角度入手，所以这个“外编”，对于口臭和相关的口腔卫生问题，可能是做了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综合。
《新周刊》 ： 有的心理学和性别研究认为，“相较于女人，接吻似乎对男人来说并没有非凡的意义，他们只是将接吻看作亲密关系的一种日常行为，甚至只是当作亲密行为的前奏”。你认为是这样吗？
胡文辉：我一直没有认真看过《老友记》，可能是因为里面基本都是对话。
前几天我试着从头看了几集，第二集开头恰好讲到男人、女人对接吻态度的不同，里面有个男生就说：“接吻就像一个出场秀，你得忍着看完这段出场秀，然后才能看到真正的表演。”
这大约可以印证心理学家的看法吧。
或者可以这么说，对于接吻，相对来说，女性更容易受文化想象的影响，而男性更容易服从本能。
《新周刊》 ： 你在书中专门用一章介绍接吻的用语，考证出了“接吻”乃汉语原有的词，这个词先传入日本，被日本人用来翻译“kiss”，然后再传回中国。
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似乎曾经用过别的词来翻译“kiss”，比如周越然曾提到的“开始”，即“kiss”的音译。
这个翻译倒也颇有趣味，恰好表示kiss是性爱或恋爱的开始。
方言中有一些别的说法，比如粤语有时称之为“打茄轮”。
关于接吻的语言学，还看到过其他说法和材料吗？
胡文辉：形容接吻的方言，各地都有。
成都人将接吻叫做“打啵儿”，但写成书面语时，往往写作“打吅儿”。
这个“吅”字，本来并不读“啵”，所以我认为成都人是有意借了“吅”的字形，以表示口口相接，这跟明清小说里的“做个吕字”是差不多的手法。
乔纳森在直播里介绍，西方有著作专门搜集了关于接吻的词汇，洋洋大观。
日本也有关于接吻的辞典。
2、胡文辉吃大肠起源考，肝病吃大肠
胡文辉魏水华君近有帖子《国家肥肠地理》（“食味艺文志”公号2021年4月30日），在吃货来说是不可无的文字其综述现状，我不敢置一辞，而其追溯历史，则尚有可议之处，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肝病吃大肠?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肝病吃大肠
胡文辉
魏水华君近有帖子《国家肥肠地理》（“食味艺文志”公号2021年4月30日），在吃货来说是不可无的文字。其综述现状，我不敢置一辞，而其追溯历史，则尚有可议之处。
帖子提及，《礼记》的“肝膋”即用猪网油（肠系膜）包裹肝脏，《齐民要术》的“灌肠”即中国最早的肥肠吃法，查证原文，皆不甚确切。
“肝膋”见《礼记·内则》，原文作：“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举燋其膋，不蓼。”东汉郑玄注：“膋，肠间脂。”（参《礼记正义》卷二十八）这里“肝膋”的“膋”确应指猪网油，但“肝膋”的“肝”却是狗肝。又，《礼记·效特牲》另有一句：“取膟膋燔燎升首，报阳也。”郑玄注：“膟膋，肠间脂也。”（参《礼记正义》卷二十六）这是说供奉祭品时，同时还要烧猪网油以添香气，可见当时烹调肯定已用上猪网油。但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的吃猪大肠。
至于“灌肠”，见后魏（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第九“炙法”：“灌肠法：取羊盘肠，净洗治。细锉羊肉，令如笼肉，细切葱白，盐、豉汁、姜、椒末调和，令咸淡适口，以灌肠。两条夹而炙之。割食甚香美。”（参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617页）可见“灌肠”明明是用羊肠来做的，与猪殊不相干。而且，即便后世用猪肠来做灌肠（香肠），跟吃大肠毕竟也不是一回事。
不过，《礼记》里倒确有关于吃猪大肠的记录。
前些时候因其他问题查对文献，曾检读《礼记·少仪》一篇，偶尔注意到有这样一条：“君子不食圂腴。”郑玄注：“《周礼》圂作豢，谓犬豕之属，食米谷者也。腴，有似[於]人秽。”唐孔颖达疏：“圂，猪犬也；腴，猪犬肠也。言猪犬亦食米谷，其腹与人相似，故君子但食他处，辟（避）其腴，谓肠胃也。”（《礼记正义》卷三十五。另参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十五）从字面来讲，“腴”意为肥腻，“圂腴”当指猪狗内脏特别肥腻的部分，肯定应包括大肠，甚至主要是指大肠，故郑玄、孔颖达的解释大体是合理的。不过，郑玄说“腴，有似於人秽”，孔颖达认为指猪的腹部与人相似，则显得迂曲，应指猪大肠也承载粪秽才对。这样，就不妨简单化地说，“腴”即肥，也即肥肠！
“君子不食圂腴”这句话，需要反过来理解：它没有说“不食”（圂腴），而只是强调“君子不食”（圂腴），易言之，非“君子”之“小人”自然可以吃。这就从反面表明，当时必定是有人吃猪大肠的。
需要说明，我随后查检若干中国饮食史的著作，发现《礼记·少仪》这条材料，清人夏曾传早已拈出（《随园食单补证》特牲单“猪肠”条，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82－83页）。那么，关于中国人吃猪大肠的最早史证，我不过是“重复发明轮子”而已。除去《少仪》此条，夏氏还引录了三种训诂文献，经查对原文，略引如下：《说文解字》：“脟，脅肉也……一曰：脟，肠间肥也。一曰膫也。”《广韵》：“䐈，肥肠。”《广雅》：“……膋，脂也。”这些字及其训释，可见古人对猪大肠的认识和指称，似可作为吃猪大肠的一种旁证。盖若非食髓知味，对大肠之肥腻，是不会如此清楚的，对大肠之命名，也不会如此考究的。
“君子不食圂腴”，寥寥六字，透露出上古饮食的两重意味，一是等级性，一是歧视性。
秦汉以前，肉食消费并不丰富。据专家估计，当时猪肉的消费，大约是人均每年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头猪（约十公斤），而且分配极不平均，一般只有贵族阶级才能吃上猪肉。《国语·楚语下》云“大夫食豕”，《礼记·王制》云“士无故不杀犬豕”，皆可为证（以上参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页）。正因此，在著名的“曹刿论战”里，才会有这样的对话：“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见《左传》庄公十年）这里的“肉食者”，指当权者，而“肉食”之肉，想必以猪肉为主。这是体现在吃猪上的等级性。
同时，对于动物的某些特殊部分，尤其是内脏，古人或视之为禁忌或不净，《礼记·内则》有“狼去肠，狗去肾，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脑，鱼去乙，鳖去丑”的种种讲究，疑即由此而来。同理，对于猪，贵族阶级既视其肉为禁脔，又雅不欲食其大肠。这是体现在吃猪上的歧视性。
这一点，日本中古封建制下的情形可作参照。彼时日本人有“圣洁的稻米”与“肮脏的肉食”的二分观念，上层阶级多吃稻米，下层阶级多吃杂粮，对动物蛋白的吸收主要通过鱼类，只有流浪汉才多吃肉食（参[日]原田信男《日本料理的社会史：和食与日本文化论》，周颖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第62－63页）。具体在吃鱼上，也有违反味觉的习气，比如今日贵重的金枪鱼，当时贵族阶层却视为低档食料，称之曰“古来下鱼”（参[日]宫崎正胜《料理的故事：餐桌上的日本文化史》，许建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9－220页）。——中国人之于猪大肠，日本人之于金枪鱼，皆体现出封建社会在食物上的等级性和歧视性。当然，其实是大人先生们“走宝”了，正好“益晒街坊”！
不难想象，以古时猪之经贵，纵然“君子”不吃大肠，也决不会浪费，“小人”绝对会吃的。这意味着，在中国饮食史上，从一开始，猪大肠就是平民之美食、穷人之恩物。由于士大夫对猪大肠的歧视心理，无产阶级反倒能打破“肉食者”的味蕾垄断，有缘享受到一点猪之佳味。这，可说是体现在美食发展史上的“理性的狡猾”吧。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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