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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航：1、香港的官方语言是中文还是英文：人心回归，根在中华文化认同2、香港的官方语言是中文还是英文，香港人的英文1、香港的官方语言是中文还是英文：人心回归，根在中华文化认同
作者：邓立光（香港中文大学国学中心主任、教授）
香港因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环境，在文化上经历了中西交流与碰撞，有着与众不同的烙印和色彩。
寻根溯源，香港文化之根基在中华文化。香港人的组成以广东人为主，香港文化也属岭南文化，可以说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同根同源。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已在香港居住。在唐朝，安南都护府置屯门军镇，辖管地就已包括今日的香港，而屯门口岸是当时海外来华贸易者的必经之路。明朝时香港贩运莞香，经石排湾(即香港仔)东北岸水路转运至广州，此贩运莞香的港口称为“香港”。1842年香港被英国割占之前，已经有村落聚族而居，而以船为家的“蛋家”，也是香港的常住居民。
今天，推动香港人心回归，阻力在文化，希望亦在文化。
维多利亚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见证香港“一国两制”事业走过非凡历程。资料图片
英国带来的文化，主要是为了殖民管治方便
大家都说，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香港文化的变化，始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引入了殖民地政治架构，形成一套有别于当时清朝的政治制度。香港文化的发展在这个时候，逐渐与内地的母体文化产生距离。香港殖民地文化的传播，不是一种正常的文化传播情况，因为英国带来的文化主要是为了管治方便，并非把英国文化全面移植到香港。
由于港英政府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因此香港人的主要语言是英语和粤语，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则放在不提倡不应用的位置。这样香港日趋出现两大类语言使用者，一类是懂英语的“精英阶层”，另一类是不说或不懂英语的平民阶层。
“精英阶层”对中国没有好感，他们是被塑造成忠实执行英国意旨的吏员。至于广大的基层民众依然生活在原来的文化传统之中，过原来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因此，“精英阶层”和基层民众一直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精英阶层”忠于英国而逐渐疏离祖国，一般民众依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他们主要来自内地，特别是广东和福建这些与香港接近的省份，因此文化上与内地没有冲突矛盾，民族感情没有减损。内地有事情发生，香港方面常有支援，如发生在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回归前后内地发生天灾水患，香港人都积极解囊相助，表现了血浓于水的同胞之爱。
香港金紫荆广场，各界青年参加国旗展示活动。资料图片
香港文化亟待重新回到国家文化的怀抱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文化发展起了变化，出现了去中国化的倾向。在学校教育方面，如中国语文科二十六篇范文取消，中国历史变成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且非必修，导致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掌握严重弱化，对中国历史的认知逐渐碎片化甚至一无所知。
教育上的去中国化，是导致新一代对中国了无感情、对民族漠不关心的根本原因。回归以来，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的基础教育中，不少学生被强制灌输反中内容及美化西方的政治和文化。结果是一些学子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丑诋国族，以排斥中国为基本诉求。加上西方国家及其在港代理人的“政治揽炒”与媒体颠倒是非的文宣，香港有的年轻一代在这样持续而全面的洗脑之下，不惜肆意破坏香港，港独意识抬头。
在香港回归初期就读小学、中学的，现在已多为人父母，他们有的在读书时代已经接受敌视中华文化的教育，到了他们的下一代，就是时下的青少年及青年，也接受同样的教育，所以香港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在最近20年中起了急剧变化。过去香港人勤劳拼搏的狮子山下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形态)，消退转变为追求几个西方政治学概念的“反华急先锋”。
不知不觉中，在香港市民认知里，中华传统文化只剩下民间风俗及节庆的消遣，起不了与国家民族文化、时代精神融和共通的作用。但要看到，民间风俗、共鸣仍在，文化价值仍存，只是处于潜流状态而已。香港文化发展经历了20年来的严重挫折，与国家文化严重对立。香港文化要重新回到国家文化的怀抱，就需要积极且有针对性的措施。一旦措施得以提倡推动，潜流状态下的文化精神便会重新显现，使香港文化顺利重新融入国家文化。
民族意识、文化精神、道德价值绝不能有“两制”
教育是铸造国民基本价值观的最重要因素，香港教育必须启用国家统编统用教材。为了香港下一代不再与国民大众走向殊途，塑造民族意识、文化精神、道德价值的统编统用教材必须全国颁行，香港也绝无例外。“一国两制”只限于社会制度不同，但民族意识、文化精神、道德价值绝不能有“两制”。
“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材必须全国一致，这样我们的下一代才能不分地域，怀抱着共同的家国情怀来交流互动，才能生发民族凝聚力，人心回归才能真正实现。要强化传统文化教育，以实学实修重建学生的品德和世界观。这是立大本，治本兼治标的关键，否则病灶不除，香港社会之乱亦必近忧不断。
香港高级官员在正式的官方场合、重要的官方场合、高层级的会议中，应该用国通语发言。国通语是中国每一地域的官方场合都必须使用的，这是国家的基本文化格局，各地都得服从。一般公务员亦须考核国通语，有了这个官方对说国通语的要求，学校便会重视教习国通语，而港人之重视国通语自然水到渠成，这是香港文化融入国家文化的要项。
由于香港的文化环境在这20多年来，被敌对的政治势力破坏，导致黑白颠倒、善恶不分，要改变港人的心态，必须让青少年多与内地交流。只有他们踏足内地，耳闻目见内地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才能逐渐改变他们思想感情中被植入的错误内容。可先从大湾区的交流互动开始，因为大家都说广东话，所以大湾区城市更易于承担起沟通交流的主要角色和责任。
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只有重塑港人的文化认同，香港才能真正融入国家发展的时代洪流，东方明珠才能重新绽放璀璨光彩。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13日07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2、香港的官方语言是中文还是英文，香港人的英文
香港郊野公园里的告示牌。
为向公众传递“自己垃圾 自己带走”的环保信息，香港政府的渔农自然护理署想出一句奇怪的英文：“Take Your Litter Home.”这是不懂得玩文字游戏（wordplay）的典型例子。“Take Your Litter Home”的意思不是“自己垃圾 自己带走”，而是“自己垃圾 自己带回家”。问题是谁会把垃圾带回家呢？我们又不是住在垃圾桶里。
公众教育之目的，不是说服公众做违反他们自身利益的事情，而是让他们明白他们自身的利益与公众利益相辅相成，即所谓“开明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呼吁郊野公园的访客把自己的垃圾带回家，是将他们的“自身利益”放在“公众利益”的对立面。这不是公众教育，而是会产生负面影响、制造反效果的“公众反教育”（public mis-education）。
如何用英文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垃圾 自己带走”的意思？我几乎不假思索地想到的是“Leave No Litter Behind”。“Leave Behind”有丢下、撇下和忘了带走的意思。用作口号，“Leave No Litter Behind”不只在意思上远较“Take Your Litter Home”准确，还有调侃的味道，令领会个中幽默的人会心一笑。
在西方世界，“Leave No One Behind”是崇高的理想、郑重的承诺和宏亮的口号。举个例，联合国全体193个成员国一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所用的口号正是“Leave No One Behind”，旨在提醒各国在努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过程中，不要忘记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等弱势社群的福祉。
在如此“义正词严”的语境下，“Leave No Litter Behind”既受惠于这个短语动词长期以来建立的道德权威，也同时幽了这道德权威一默，岂不妙哉？
问题是公务员所属的官僚系统自有一把声音，美国文化学者高迪奇（Colin Dickey）称之为“the bureaucratic voice”，即我们常常说的“官腔”。这套官腔的“语态”（也是voice）时而主动（active），时而被动（passive），但目的则一，就是要淡化、掩饰或隐藏官僚在事件中担当的角色和应负的责任。
举个例，美国的“警暴”问题严重，但警方、政府以至新闻媒体的说法往往是“涉及警务人员的开枪事件”（officer-involved shooting），而绝少直捷了当地说“警员开枪事件”。他们会说“发生了涉及警务人员的开枪事件”（An officer-involved shooting happened）。这样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用上了主动语态，但“发生”（happened）是所谓“弱动词”，没有告诉读者“谁开枪”这个关键事实。
政府和企业要文过饰非可以理解，但问责是新闻媒体的天职，万万不可将“官腔”变成一种新闻文体（journalese），不过“新闻媒体的声音”（the journalistic voice）与官僚系统和企业的声音（the corporate voice）已经变得愈来愈难以分辨。
其实政府、大企业和新闻媒体皆为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键时刻口径一致并不出奇。12年前，美国政府、商界和传媒异口同声地将金融机构过度借贷和投机造成的全球信贷危机、信心崩溃、市场失效和企业倒闭，称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financial tsunami），目的是想让世人相信这个危机就像2004年印度尼西亚地震引发的南亚大海啸一样，是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自然大灾难，因此无可避免，亦无人需要负责。在香港，贻笑大方的英文书写随处可见，但写的人和看的人似乎都不以为意，证明香港人对英文的“辨错能力”每况愈下。
任何语言皆有其用户必须遵从——即所谓“规范性”（prescriptive）——的法则、逻辑、结构特征和构成方式，这是语言成为有效达意和沟通工具的先决条件。不然的话，语言不但无法学习，也无法使用。虽曰法则，虽为规范，不是没有被时间和集体智慧（或集体愚昧）改写的可能。
生活和习惯对语法特别是惯用法（usage）的演化当然有影响，但这是一个缓慢、渐进、由量变造成质变的过程。倘若每次犯上文法错误，就推说习非已经成是，生活和习惯已经把错变成对，那语言用作沟通工具的功能将大大削弱。每个人所犯的错误总会有或细微或重大的差异。在一个“一人一文法”的世界，语言只会成为自说自话的众声喧哗。
法治是英文的核心价值，这个“法”当然是指文法和语法。众所周知，语法由一系列的规则组成。我们使用英文的能力，并不全然等于我们对这些法则的熟悉程度，却与此大有关系。
我们需要训练学生自小养成一种对英文的“是非观念”，令他们能够在阅读时认出和写作时避免不合语法和生硬的英文。我称这种能力为“辨错能力”（error detection），一个辨错能力高的学生，就是一个有自我纠正能力（self-correcting）的学生。
老师要建立一个学生常犯错误的层次体系（a hierarchy of common errors），然后按照学生的能力水平和学习进度，逐级提升他们的辨错能力。若学生经常犯所谓“低级错误”（making mistakes below one's level），可能表示他是个有名无实的某年级学生，例如一个经常犯低级错误的大学生只是个名义上的大学生。学生的能力差异越大，用作学生真正能力检测工具的常犯错误层次体系便越有用。
林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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