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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航：1、书院教育评价：书院教育中的君子之风2、书院教育评价，书院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机构1、书院教育评价：书院教育中的君子之风
在儒家教育体系中，培养君子是传承道统、引导成长、存续文明的重要内容。孟子曾将教育人才置于君子三乐之一：“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教育既是君子的乐趣，也是必要的行为。在古代教育活动中，书院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历代书院重视培植君子人格，发扬君子精神，君子之风由内而外融入了书院的位置选择、设施命名、教育思想以及教学实践中。
（一）
书院于唐代已有，不过初始时主要是藏书与修书之所的称谓，真正作为教育组织和教学机构的书院始于宋代，之后演进时有兴衰，一直延续到清代。书院在修建之时，常会考虑到所处自然环境与培养君子的教育宗旨相适应。明人胡俨在江西白鹿洞书院《重建书院记》中就说：“白鹿洞在南康庐山之阳、五老峰之下。山川环合，林谷幽邃，远人事而绝尘氛，足以怡情、适兴、养性、读书，宜乎君子之所栖托，士大夫之所讲学焉。”古代许多书院常常选址于风景秀美，足以修身养性的山川之畔，因为古人相信，充盈天地之间的山川之气能够陶冶心灵、涤除尘垢，进而教化众人，濡养君子之风。
除了外部选址，不少书院内部的楹联和建筑也采用“君子”之名，安徽新绣溪书院撰有楹联：“读书须下苦功夫，试看寒梅，傲骨方能香扑鼻；立品始成美君子，进观大学，治邦先要德修身。”告诫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终可成功，立德修身方为君子。又如贵州阳明书院内有“君子亭”，王守仁《君子亭记》说：“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内，静虚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有以阳明之学继承儒家传统的幽微之意。如果说，以“君子”命名一般性的对联、亭台，仅能说明书院重视这一通行的文化概念。那么，以“君子”命名具有特殊含义的书院设施，则表明儒家教育体系对“君子”价值的全面肯定。各类书院在设立与发展过程中，推崇与书院学术传统、学风旨趣相关的历代儒学大师，立为君子典范，表明对教育脉络的追溯。如宋人江万里兴建白鹭洲书院，专门设立了祭祀程颢、程颐、周敦颐、张载、邵雍、朱熹六位大儒的“六君子祠”，树立榜样，培养大量俊彦英才。又如江西友教书院在清代重修时前堂为书院，后堂立先贤祠，名为“君子堂”，时任江西布政使的王昶在《友教书院规条》中明确规定每年二月、八月下旬崇祀君子堂诸先贤，使得培养君子人格在尊崇往哲中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此外，书院不仅崇尚在教书育人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前贤，还祭祀有功于书院进步的官员。明嘉靖年间，岳麓书院辟“六君子堂”，祭祀朱洞、李允则、刘珙、陈钢、杨茂元五位助力书院发展的地方官员及山长周式。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年），长沙知府吴道行重修岳麓书院。后人因为“吴公有大功于斯地，道脉赖焉”，也将吴道行供祀于六君子堂，并一度改堂名为“七君子堂”。可见，无论是六君子祠，还是六君子堂、七君子堂，以“君子”之名命名书院内部的重要崇祀建筑已成为书院传递教育观念的通例。
君子是儒家思想中品质优良、道德完善的人格范畴，书院培养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使学生成为或趋近君子。大量学者也在书院中讲学，从而将仁、义、礼、智、信、勇等君子品德代代传承。如南宋著名爱国志士郑思肖之父郑震曾执教于江南的安定书院、和靖书院，讲学多年，被称为“道学君子”，又如明代顾宪成重建无锡东林书院，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定期讲学，声势浩大，时称“东林八君子”，可见书院教育与君子文化紧密相关，例证不一而足。
（二）
需要特别提出的书院君子教育中一个具有典范性的例子，是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所作的一场围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主题的讲学。陆九渊因其讲学于贵溪象山，世称象山先生，是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朱熹虽然与陆九渊观点不同，但是十分敬重他的学问。陆九渊认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对待义和利的价值取向差异，一个人有公平正义之心，便可习得公平正义之理，从而做公平正义之事，如果一开始心术不正，凡事都以攫取个人私利为出发点，那么之后一切行为都必然会走上歧途。
同时，陆九渊在这次讲学中认为，做君子应当知行一致，不可阳奉阴违，一些人表面上维护圣贤学说，但是暗地里却谋一己之私，迷恋于官职高低、收入多少，这样如何能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尽心尽力？义利观混乱必然导致价值崩塌、底线失守。只有从内心认同并树立正确的君子义利观，才能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形成自我制约机制。
所以，陆九渊对君子义利的阐释，将心与理合而为一，不仅在当时反响强烈，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子静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朱子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也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扩大了陆氏心学的影响。由于陆九渊认为理出于心，所以他十分重视自我内省的力量。因而，学习圣贤、立志君子的青年人抑或从政者，必须勤于自省，端正义利观念，做到“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如若一个人能够反躬自省，那么就能做到自我修正，从而实现自我完善，这也就离君子人格的理想境界不远了。
（三）
随着时间推移，传统书院逐渐向现代学校转型，但人才教育中的君子之风并未消散。在清代统治结束后，梁启超曾在1914年为清华师生带来了一场关于“君子”的精彩演讲。他说：“君子二字，其意甚广，欲为之诠注，颇难得其确解。”梁启超敏锐发现了中西方文明中的相似之处，不过，在梁氏看来，中华文化中的“君子”和欧美文化中的“劲德尔门”即“gentleman”的含义有相近一面，但是又有不同。梁启超对青年人寄予厚望，他认为做君子一要培植摒弃私欲、推重果毅的自强精神，志存高远，节制私欲，才能集中精力不屈不挠，攀登高峰迎难而进；二要涵养望之俨然、即之温然的宽厚气度，度量宽容，否则小不忍而乱大谋；三要争做崇德修学、躬先表率的时代楷模，青年走在时代潮头，“君子之德风”，一言一行的影响不言而喻。梁启超认为，只有不断培养这些品质，才能“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古往今来，从旧式书院到现代学校，中华文明中的书院传统其实未曾断绝，书院教育中注重培养君子的崇高目标也不应忘记。历经时代变迁，富有中华文化鲜明特色的君子之风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国民教育中都会展现出历久弥新的价值，在融合现代文明、促进政治发展、改良社会风气等方面都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2、书院教育评价，书院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机构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它是以私人办学为主、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并积聚有大量图书的教育机构它形成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元明清，延续千年之久，对封建时代教育的发展、学术的繁荣产生过重大影响，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书院教育评价?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书院教育评价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它是以私人办学为主、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并积聚有大量图书的教育机构。它形成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元明清，延续千年之久，对封建时代教育的发展、学术的繁荣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书院的发展概况
书院的名称，初见于唐代。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修书院，十三年后改称集贤殿书院，是官方校刻、收藏古书的机构。民间私人也有书院，是士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书院正是从这种研究古籍、读书治学的地方逐渐发展演变成聚徒讲学的机构。但当时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只能视为书院的萌芽。后经五代发展，至宋形成制度，发达起来。
宋初的统治者对书院是支持提倡的，不少书院都得到朝廷的赐额、赐书、赐田的奖励和资助。北宋初年，原唐代李渤及其兄李涉隐居读书的庐山白鹿洞，由私人读书治学之所发展为聚徒讲学的白鹿洞书院。在白鹿书院带动下，书院得到很大发展，有了闻名于世的“四大书院”：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一说为石鼓）。一说有“六大书院”：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应天府书院（河南商丘县城西北隅）、嵩阳书院（河南登封县嵩山南麓）、石鼓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茅山书院（江宁府三茅山）。
南宋也有四大书院：除白鹿洞、岳麓外，还有丽泽书院（吕祖谦讲学之所）和象山书院（陆九渊讲学之所）。书院创办者或为私人，或为官府。一般选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公元1176年（宋孝宗淳熙三年），朱熹任南康军太守，重修白鹿洞书院。他为书院确立方针、建立规章、延请名师、征集图书，并亲自教授生徒，为南宋及后代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元1194年（光宗绍熙五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又兴复和扩建了岳麓书院。白鹿书院和岳麓书院的相继兴复，推动了当时书院的发展，各地争相仿效，相继建立书院，一时蔚然成风。据统计，宋代共建书院173所，北宋37所，南宋136所。书院的规模和制度，到南宋时期才正式确立和完善。南宋的书院规模大，质量高，制度完备，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当时的主要教育机构。
元代统治者一方面保护书院，一方面控制书院，建制有民办、官办、民办官助等多种形式，民办占多数。元代新建书院143所，兴复65所，改建19所，合计227所，数量超过南宋，但质量远不及南宋。元代书院建置上有一个重大变化，书院主持人由朝廷派员担任。
明初100年，朝廷重官学、科举，书院由此不兴。直到明成化之后，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大师出来讲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王守仁既是朝廷重要官员，又是著名学者。他先后创建龙冈书院、濂溪书院、稽山书院和敷文书院，讲学20余年。王守仁死后，他的学生纷纷建立书院宣传他的学说，影响深远。湛若水讲学55年，所到之处，必建书院。明代共有书院1239所。明代书院官学化趋势明显，官办超过民办。
清初对书院实行抑制政策，曾规定“不许别创书院”。至雍正十一年（1733），方许各省兴办书院，并拨款资助。清代书院后来发展到2000余所，数量远超前代，但民办只有180余所。大多数书院的主持人、经费、教学内容、教学人员、生徒都由官府审批，已和官学没有什么区别。从元代开始的书院官学化倾向，到清代达到极点。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皇权专制对教育控制的加强。
二、书院的组织形式和经费来源
书院由院长、教师、学生、事务、勤杂几部分人员组成，由院长（又名“山长”）主持书院工作。院长是由地方政府选派的学识渊博、声望较高、热心教育、为人正派且有组织领导能力的学者担任。院长为管理方便，下设事务人员分管各项工作，负责管理学生，收发课卷，支给膏火银（类似助学金）等。
教师由院长聘任，多是熟悉“四书五经”，在某一方面有专长者称为师长、大师。教师均由书院开支脩（xiū）金（薪金），其数额视书院的收入和教师的水平而定。各书院多少不一，但普遍比府、州、县学的教师高，有的直接支付银两，有的支付实物。据称，清代重庆东川书院（渝州书院）院长的脩金，一年多达银800两，相当于清朝四川一个知州全年的薪俸和养廉银的总和。
入书院就学的生徒（学生）有生员（秀才）、童生、内外诸生等，年龄差异很大。凡考入书院的生员，可以享受书院为之开支的膏火银（伙食补助）、餐银等生活费用及住宿服务。各书院都制定有规章制度，还设有藏书楼以供参阅。
书院多建在山林名胜之处。一般都建有讲堂三五间，东西两斋各三五间，院长、教师、学生宿舍十数间及厨房、浴室等房，并筑围墙卫护。建筑规模大者，往往有房舍数十间。
书院的经费主要靠募捐获得，有时也依赖于官府的拨款，以保证教学和师生的廪膳。书院一般都置有田产，称为学田。主要来源为官绅士民捐资购田、捐资垦荒或捐以田土，各院学田岁收租银几百两至上千两不等，保证常年的教育经费。如四川巴县三益书院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由邑人张超凡等捐建，置学田岁收谷40石。石柱直隶厅义学是嘉庆八年（1803）由署同知刘大经捐建。
三、书院的教学特点
第一，开放式的办学模式。
书院既是教育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结合，是书院教学的重要特色之一。书院的主持者，大多是一方有名的学者，讲学的内容就是他们的学术成果。书院鼓励不同学派相互讲学，进行学术交流，共同辩论。如主持白鹿洞书院教学的朱熹是理学派，在象山书院主持教学的陆九渊是心学派，公元1181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书院讲“喻义”章，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限制，其他书院的师生或远地慕名而来的学子，都可以听讲求教。特别是朱熹他不仅认真听，而且把陆九渊讲的内容记下来刻在山门石板上，为不同学派在书院讲学树立了典范。朱熹的学生黄干在白鹿书院讲“乾坤二卦”，山南山北的人都来听讲。王守仁讲学，四方学者云集，讲堂常常容纳不下。这种开放式的学术交流，有利于学术的繁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书院是中国古代高层次的教育机构，是我国大学的前身。
书院除正常的讲学，还定期举办讲会。讲会是由书院主办的地区性学术集会，召集四方学者乡贤，共同研讨、辩论学术问题，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各种专题学术交流会或学术论坛。形成一套制度，有组织，有规约，有固定日期，有隆重的仪式。这种讲会制度，使书院教学和社会上的学术活动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第二，学生以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
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这也是书院教学的重要特色。学生慕大师道德学问，拜师入学后，便靠自己埋头读书，刻苦钻研。大师所讲经义，多半提纲挈领，重在启导，一是提出学生学习的书目，指出读书的先后次序以及读书的原则和方法，指导学生如何读书。二是教师答复学生的质疑问难。朱熹特别强调“读书须有疑”，鼓励学生提出疑难问题，“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要求学生深入研究，有独立的见解，他指出：“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窠臼之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这种针对学生疑难问题进行讲解和鼓励学生发明新义的教学方法和实践，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治学能力，是有重要作用的。
第三，师生关系融洽，师生互相砥砺。
一般的大书院，据记载不过百数十人，人数不多，所以师生之间彼此了解比较深。教师热心教习，关爱学生；学生倾慕教师的道德文章，虚心求教，尊敬教师。
中国古代书院学术交流的开放性，教学中的启发教学以及师生的融洽无间，对今天的学校教育仍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的古代书院，不仅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先后传至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至今这些国家仍有不少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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