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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楷第先生（1898-1986）
孙楷第先生是现代科学的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今年适逢他诞辰120周年。
先生的成就，是宝贵的历史财富
《沧州集》
孙楷第 著
中华书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早期，当时国际学术交流还比较稀少。钱锺书先生多次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外访，回国之后说起，国外研究中国小说戏曲的汉学家见到钱先生时，总要关切孙楷第先生近况。在古典小说戏曲研究领域，孙楷第先生堪称是一位国宝级的学术巨匠，影响力遍及国内外。他的前辈、同辈学者，如胡适、郑振铎等对他也早已高度评价。
孙楷第先生的成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文学所古代文学学科最可宝贵的历史财富，也是国内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特别是小说戏曲文献目录研究方面的典范。
打个简单的比方，以小说研究为例，如果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代表古代小说理论论述的高度，那么孙楷第先生的小说文献目录论著则标志着研究的深度。他是这个学科名副其实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一代代的后学者，在他开辟的道路上奔跑，在他奠定的地基上建构，自然永远感念他的劳绩与奉献，也有必要研讨他的智慧与经验。
孙楷第先生批校签赠书
取法乎上，所得亦上
孙楷第大学毕业证书
孙楷第先生的治学风格，移乾嘉考据学以治小说、戏曲等中国传统俗文学，类似王国维的宋元戏曲研究。方法传统、正派，研究领域新兴并“预流”。
20世纪20年代，孙楷第先生在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国文系接受教育，亲炙并师承杨树达、黎锦熙、高步瀛、陈垣、傅增湘等近代文史研究的大师级学者，囊括到传统文史之学与新式教育的双重利好。取法乎上，所得亦上。他在新旧兼容、古今并包的学术氛围中快速成长，与朋辈学者向达、王重民、柴德赓等学术巨匠并驾齐驱。
今天，国家倡导文化自信，我们纪念孙先生，体会他的学术风格。在保持积极开放、大度包容的基本姿态的同时，如何汲取本土的优秀学术文化资源，应该更加用心。在文史研究领域，传统考据学，堪称国之利器。不好好学习与运用它，实在对不起学术史上列祖列宗。
《也是园古今杂剧考》
孙楷第 著
上杂出版社
1953年版
“沧州才子”的浓浓乡愁
沧州，地处河北省东南部，京杭大运河贯穿市区，因东临渤海而得名，意为沧海之州，距京240公里。
孙楷第先生在北京求学与工作，离家乡并不遥远，然而，他对故乡沧州深切眷恋的情怀，特别感动人。大学时代他有“沧州才子”的美誉；每一位读他书的后学，都知道先生的家乡沧州。他给汇集自己许多佳作的论文集取名《沧州集》，晚年又续出《沧州后集》，与“沧州”一起传名宇内、流芳百世，饱含了浓浓的乡愁。
这也使我们联想到孙先生对他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生死相依。30多年前，按照孙先生遗愿，他去世之后，埋骨母校校园，不保留任何碑记。死而化为母校校园的一块土，就是他的心愿。这种“狐死首丘”般的执着，体现了中国传统古君子的质朴情怀。守着他寂寞著书的学术遗产，我们无法不感叹：他是沧州的骄子，也是河北与中国的骄傲！
坚定的民族气节
孙楷第先生学术生涯的早期，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正当中日两国关系紧张以至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孙先生东渡日本以及回国途中，撰成名之作《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都得到过日本学界友人的协助。但是，1941年日本宪兵接收了他任职的北平图书馆之后，他毅然弃职家居。日本侵占华北期间，日本学界友人邀约的所有活动，他也一律以病辞，体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
《傀儡戏考原》（中国戏曲理论丛书）
1952年版
后学心中的丰碑
孙楷第致宿白签名本
孙楷第先生生前，特别是后半生，是寂寞的。
“左”倾思潮流行的时代，他被批为“繁琐考证”等，十年浩劫期间，他的万册藏书与毕生心血，几乎付之一空。所幸，“地火在地下运行”，他的学术事业代有传人。文学研究所所内，长期领导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邓绍基先生、刘世德先生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孙先生助手，年辈稍后的杨镰先生在80年代初，担任孙先生助手，他们都是孙楷第学术事业的代表性传人。邓先生、刘先生、杨先生等的传人，如今也已遍布学术界。
邓绍基（1933—2013），江苏省常熟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辑部负责人、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杨镰（1947—2016），辽宁辽阳人，教授，1975年毕业于新疆大学。1975～1981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六道湾煤矿工作。1982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刘世德1932年12月生。1955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至中科院文学所工作至今。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为主。
天妒英才的许政扬先生，是20世纪40年代孙楷第先生在燕京大学的学生、50年代初指导的研究生。许先生生前在南开大学执教，培养出宁宗一先生、黄克先生等学者。
黄克先生80年代在中华书局担任《沧州后集》责任编辑，为孙先生著作出版付出辛劳。宁先生等人则在80年代以降，培养出又一批小说戏曲研究的中坚学者，如英年早逝的陆林教授等。几代学人演绎出学术史薪火相传的传奇故事。
作为孙楷第先生后半生的工作单位，在孙先生逝世之后，文学研究所历任所领导高度重视对孙先生遗著的整理工作。
近年，古代文学学科拟在已故杨镰教授工作的基础之上，与中华书局等单位合作，继续搜集并整理孙先生遗稿，同时着手推动年谱长编、学记等方面工作。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先生、黄克先生，以迄现在的徐俊总经理、顾青总编辑，几代书局领导，出于学术为公的大义，一直重视并积极推动孙先生著作的出版。
当年出版《沧州集》，毫不迟疑给予最高级别的稿费待遇，对于晚年寂寞的孙先生以关心与温暖。在孙先生身后，仍一如既往，对于他的学术财富倍加珍惜与呵护，给予多方支持。
孙楷第先生长眠在母校北师大校医院一侧，没有坟头，没有石头做的墓碑。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每一位后学者心中，都矗立着一座孙楷第先生的丰碑，生生不息，数以千万。
孙楷第先生,字子书，河北沧县王寺镇人，现代著名学者，敦煌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戏曲理论家、教授，民盟成员，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出版了《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小说旁证》《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沧州集》《沧州后集》《元曲家考略》《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等多部著作，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
（本文作者吴光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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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楷没有墓碑但有丰碑，孙楷第贤者识大
作者：周维强孙楷第先生，字子书，河北沧州人，自用印尝刻“小旋风柴进里人”《录鬼簿》批校本的一段跋文后面曾自署“柴进里人”1934至1938年间孙先生应北平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所征撰稿而写成三十余万言《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文字细密雅洁，读来饶有趣味，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孙楷没有墓碑但有丰碑?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孙楷没有墓碑但有丰碑
作者：周维强
孙楷第先生，字子书，河北沧州人，自用印尝刻“小旋风柴进里人”。《录鬼簿》批校本的一段跋文后面曾自署“柴进里人”。1934至1938年间孙先生应北平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所征撰稿而写成三十余万言《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文字细密雅洁，读来饶有趣味。
《白门新柳记》一卷成书于曾文正公国藩打败太平军、克复金陵之后。时国藩在金陵“栽培花柳，于是桃叶、秦淮管弦又沸”。全椒薛时雨著《白门新柳记》《秦淮艳品》两册以记金陵劫后重开之繁盛。薛时雨得国藩器重，又入李鸿章幕府，先后做过嘉兴知县、嘉善知县、杭州知府，从政和为文，俱有可观。孙楷第先生给《白门新柳记》写的解题有这样的话：“‘小瀛仙’条，记江北某镇军以威劫瀛仙，强纳为妾事，知当时武将纵恣，实以为常，后人震于湘淮练兵之名，以为军纪严肃，无可訾议者，实不尽然也。”孙先生以为当日湘军淮军固然迭建军功，但军纪未必如后人所想当然的以为严肃无可訾议。距孙先生著解题三四十年后，治明清史的王尔敏撰著《淮军志》，说淮军将士奋勇搏杀志在利禄，本无精神纪律之训练，故掳掠扰民向不以为意。湘军到了晚期，尤其在攻克金陵之后，大肆洗劫，诸将各饱私囊，声名大坠。王尔敏的清季军事史著，给三四十年前孙楷第先生的识见添了注。
孙楷第先生在清人小说里看出了当时湘淮军的真貌，这是孙先生的阅历和眼力。孙先生治古代小说戏曲史，能进能出，见微知著，“贤者识其大者”。再如给元末明初人夏庭芝所编《青楼集》写的解题云：“盖丧乱之余，追忆当时之盛，俯仰感慨而为此编，非如后世记倡优之书，品题花容月貌，流荡不返，贻导欲诲淫之议也。”“庭芝之作本以志盛衰，与《东京梦华》同一用意”。一扫清人叶德辉的“不贤者识其小者”。然后又逐条列举这部书对考论元代戏曲的价值：“又所记当时优伶名色，可以考元代戏曲脚色”，“小春宴”一条可以见“歌场之俗”，“龙楼景丹墀秀”一条可知“元时南北曲自有专门”，“樊事真”一条可补锺嗣成《录鬼簿》所不载，“王玉梅”一条可知“词调在元时犹能歌，后人谓北曲行而词之音失传者，亦不尽然”等等，“皆有裨考证”。《西游记二十卷》一文，既拈出吴承恩这部小说故事所本，又作平议：“是承恩此书，亦整比众说加以藻绘，不尽为自造之书。而经其编摩，更为新书，实后来居上。是其承用旧本之处，不必为承恩讳，亦不足为承恩病，世之读斯书者能辨析源委，而知其所以为善者，则可矣。”《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一文，引清末骈渠老人所指摘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若干差错，继而作平正通达的分析：“不知名物琐碎，考证至难，有意吹求，即汉魏经师硕儒亦不能无一时之疏。况昀之学博综大体，不专为训诂章句之学，一义之微岂能尽察无遗。且其书本小说，兴之所及，间涉考辨，既非专门讲考据之书，即无用以此相诋。且全书二十四卷，所摘亦只此三条，亦可见昀书之不易攻击矣。”《牡丹亭笺注不分卷》一文，批评这个注释本“有类乎坊间高头讲章之体，议论尤多酸腐，在注释词曲书中，此其最俗者”；又在这个本子里看到有录“明清人传奇至一百四十余种之多”，并“每一剧下一一为之品第，其撰人可考者，且注其姓名及别号，殊有裨于曲学”。孙先生总结说：“是其书虽无裨牡丹亭之学，而其功不可没反在注释牡丹亭曲之外，弃短用长，亦不可以执一论之矣。”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孙先生读书眼界的阔大，看得清书的各种价值，因此也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前后勾连，上下相通，左右逢源，所见多，所识广，这是孙楷第先生观书谈史论学的高明。规规小儒，所见少，所识窄，一灯如豆，陋屋暗黑，好东西放他跟前也会是“眼空无物”的。
张中行先生1989年《读书》杂志第4期撰文《孙楷第先生》，说孙楷第先生给他的感觉是“有学问，像是也不想学问以外的事”。我读孙先生的著作如《沧州集》《沧州后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小说旁证》《元曲家考略》《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等著作，有学问诚然，不问世事，好像也不一定。只是他谨守学问正途，一般不在自己的著述里越出学问而谈政事（比较直接说及政事的，大概也就后来收入《沧州后集》里的《评明季滇黔佛教考》《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样的很少的几篇）。孙先生显然对世事是有明白的看法的，孙先生是有阅历的。一个人写小说散文，或者治文学史，阅历不够也会妨碍他取得成就的。胡适1932年7月间给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写的序说：“沧县孙子书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胡适在序里又说：“专为了看小说而渡海出洋，孙先生真可算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仑布了。”孙先生读书著述是为了要解决他所遇到的学术问题，要弄清文学史的真实面貌，而不是把读书当作做官的敲门砖。天分高，肯用功，思维清晰，识见圆融，无论世道如何变迁身世如何沉浮，只是以学问为乐趣。孙先生1940年撰《明季滇黔佛教考》书评，在文章的最后说：“援庵先生之索居燕市，犹甘寂寞著书，名篇大文，日出不已。则知学者之安时守道，哀乐不足萦其心，无时无地不可著书明矣。今人不能自修，往往诿之于时，以为吾非不愿著作也，奈时势不允何。呜呼！士君子亦在自致耳，孰谓时势能困人哉！”这是写的陈垣先生，亦未尝不可认作是孙先生自明其志。张中行先生说孙先生是“老牌的货真价实的没有任何搀合的汉学家”，“弄清某一历史情况的真相，而不谈，至少是不很注意，应该怎样希圣希贤”，对孙先生“怀有深的敬意”。这应该不是泛泛而论。
孙楷第先生年轻时就学北师大国文系，师从杨树达、钱玄同、高步瀛、黎锦熙等先生，以乾嘉功夫治小说戏曲，深耕新兴领域并“预流”。孙先生晚岁回忆说：“我著的《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我的老师杨遇夫先生（维强按：杨树达，字遇夫）在师大讲《韩非子》曾数次征引。我的《读庄子淮南子札记》，杨遇夫先生看了，亲笔加批说：‘作得好，可喜也。’”孙先生和中华书局的编辑也说起过这些故事，并感念杨树达先生对他的“提携和器重”。孙先生1986年6月23日在北京去世，生前遗愿不举行任何仪式，7月5日，遵孙先生遗嘱，亲友将孙先生骨灰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孙先生遗言埋骨处不立任何碑记，亲友在上面植青松一株，以为纪念。听说《孙楷第治学录》也在整理中，收录孙先生数十万字的学术回忆录和日记，也将由中华书局刊行，未知何时可以读到。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4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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