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清时期，普洱茶就远离中原，受绿茶精制运动影响不大，从而保存了大量唐宋时期的制茶传统和当地原有的制茶方法。更重要的是，由于普洱茶远离销区，被迫停止了与中原主流制茶方式的错位竞争，绕过了中原绿茶的主流消费市场，专注于藏区和满蒙贵族市场。同时，由于长途运输的需求，普洱茶发展出了饼砖坨的产品形式和喝陈年茶的传统。当然，普洱茶几百年的发展史，只是普洱茶的异化史，还缺乏一种对抗绿茶传统的强大的茶反应。普洱真的完全走到了绿茶的后面，港台地区无疑做到了。民国末期，随着普洱茶南洋通道的发展，香港成为普洱茶最大的集散地和消费中心。此时，普洱茶因其价格低廉、耐泡，成为香港、广东普通百姓的日常消费。解放后，普洱茶在绿茶的冲击下极度萎缩，却完成了港台土鸡变凤凰的神话。首先，普洱茶具有价格实惠的特点，因此受到香港出租车司机和纸浆的广泛欢迎，从而受到大众的欢迎。其次，60-80年代是港台经济的风起云涌期，必然带来80-90年代的文化繁荣，文化在向民间传播。一些知识分子加深了对民间文化的民间挖掘，包括穷人的普洱茶文化。在这些茶人的努力下，通过普洱茶文化体系的构建，围绕“越老越香”的理论，发明了普洱茶全新的价值。这也是中国茶的一个反应，——是对绿茶主张重视新传统的一个反应。事情不止于此。90年代以来，港台茶人深入云南茶区，发明了普洱茶的另一个中心价值，——原生态价值。众所周知，港台经济发展跑赢大陆二三十年。当80年代大陆的大门打开，国家拼命发展经济，人民还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港台曾经从温饱型消费转变为满足型消费。不再强调消费的数量，而是强调消费的质量，尤其是生态和福祉概念的兴起，使得人们把目光转向了尽可能能坚持自然状态的事物。当港台的茶友们深入云南探索普洱茶的种植和加工工艺时，他们无疑会得到一个宝藏，因为中国的茶并不比云南的茶更自然、更生态。他们称之为原生态茶文化，并在全世界宣扬，从而开创了中国精工制茶之外的原生态方式。2000年以后，大陆经济经过20年的发展，人民一度告别了普遍的贫困，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享受和体验的消费，开始有了食品安全和自然生态的观念。而港台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推行的“越老越香”和“原生态”两大核心价值观，一度形成体系，无疑为大陆人的消费升级提供了导向。于是，以邓世海、石坤木为代表的港台茶人，成了mainland China茶文化的反动导师。越来越多的大陆人从绿茶、铁观音变成了普洱茶，或者说能接受普洱茶的人。再加上普洱茶具有保值增值的金融属性，使得大家趋之若鹜，从而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普洱茶运动。与此同时，一些普洱茶行业的专家学者重新审视普洱茶，发现普洱茶在现代几十年的演变已经不能适用以前的定义，有必要对普洱茶的名称进行修正。首先，经过几百年的异化，尤其是港台人主导的基因突变，普洱茶已经完全走到了绿茶的后面，不能再当绿茶了。早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普洱熟茶试制成功，采用了许多湖南红茶的制作方法，与红茶相似，被大陆茶学者归为红茶。但90年代以后，随着生茶概念的兴起，普洱茶的谱系有生熟两种形态，显然不能被红茶的概念所涵盖。而且有专家指出，普洱熟茶的工艺与红茶有本质区别，不能算红茶。自2000年以来，普洱茶行业诞生了两大思想流派。一派认为普洱茶是中国最独特的茶，不能归为六大基本茶，应该是独立的第七大茶。另一派以云南农业大学茶学教授蔡新为代表，认为普洱茶和花茶一样，属于再加工茶。目前，虽然普洱茶的国家标准早已出台，但是关于普洱茶的定义之争还远没有定论。普洱茶到底是什么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