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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于公元前469年出生于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他最初继承父业,从事雕刻石像工作,后来研究宇宙的宏观世界和人的微观世界,开辟了伦理哲学领域,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意义,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苏格拉底其貌不扬,扁平脸,狮子鼻,嘴唇肥厚;着装随便,衣服破旧,甚至可以用褴褛来形容;举止怪异,喜好赤脚行走,与人说话常偏低着头,像一头公牛。他倾心于哲学,不屑于挣钱,颇不受妻子桑蒂普待见,在家遭到唾骂是家常便饭,但丑夫悍妇却始终不离不弃,相伴到老。
苏格拉底通常只做两件事:沉思与辩论。他时常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随便遇到什么人,不管是将军,还是乞丐,都要与他们对话、辩论。他不时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忘记时间,忘记尘世的一切。有一天清晨,他走到街上想起一个问题,便伫立在街头沉思默想,直到翌日天亮,他才向太阳做了祈祷挪步走开。这期间无数过往的行人投来惊奇的目光,天黑之后,有几个好奇者,索性搬来铺盖睡在露天,以便守候着他,看他究竟能站到何时。
苏格拉底以其哲学智慧赢得了大量粉丝,身边常聚集着各色人等,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一文不名的乞丐、一字不识的文盲,也包括官员、富家子弟以及后来被称为欧洲哲学三杰之一的柏拉图等人。
古希腊政体特有的自由意识,为推动辩论术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善于辩论成为当时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技艺,于是出现了一种新兴职业,即传授年轻人辩论技巧的教师阶层,这就是“诡辩家”。他们不仅教授年轻人演说辩论的口才、仪表、举止、气质,以及演说辩论的形式、说理的方法、调动听众情绪的技巧等,也教授年轻人如何兜售神谕、利用占卜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搞臭政治对手,取得权力上位。苏格拉底因为毫不留情地揭露错误的辩论术,以及自己的真言智语为当时主流的思想意识所不容,而遭到过激民主派和诡辩家的嫉恨。
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不信奉本邦的神灵并且蛊惑青年的罪名,雅典陪审法庭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对他定罪量刑,第一次投票以280对220票判定他有罪,第二次投票以360票对140票判处他死刑。当时在雅典,死刑犯并非真的都会死,他们至少有三条生路:缴纳罚金赎罪、请求陪审团宽恕、自请流放。苏格拉底讲课拒收学费,他厌恶金钱,所以他没钱;苏格拉底拒绝忏悔以求宽恕,因为他“只服从真理和法律,决不为苟活而奴颜婢膝”;苏格拉底赞同“恶法亦法”,认为可以修正法律,却不能拒绝遵守法律,为了维护雅典法律的尊严,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最后饮鸩而死。
其实,苏格拉底被控的两项罪名并不成立。对于不信城邦神的指控,苏格拉底做出了机智的申辩,让诬告人出尽洋相,而且他的学生色诺芬也指证,苏格拉底确实信奉城邦的神,“他常常在家献祭,也常常在城邦的公共祭坛献祭,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对于蛊惑毒害青年的指控,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格拉底出生于伯利克利时代,亲眼见证了雅典盛世的辉煌。不幸的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于公元前431年挑起了对以雅典为首的提落同盟的战争。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27年,最终以雅典失败而告终。战后,斯巴达扶持了一个傀儡政府,指定三十人的委员会接管雅典。这三十人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倒行逆施,大搞恐怖统治,被称为三十僭主。民众后来发动起义,推翻了三十僭主的寡头统治。少数僭主被处死,其余的被流放,追随者被赦免。
三十僭主中有两个核心人物,一个是柏拉图的亲舅,一个是柏拉图的堂舅,他俩也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种关系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甚至造成错觉:苏格拉底是在培养叛国者和坏人。僭主不得人心,也是人们迁怒于苏格拉底,故而指控他犯有双重罪行。
对此,苏格拉底进行了申辩,认为指控他毒害青年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利用两位僭主证明他败坏青年没有任何道理。其实,两位僭主心里并不喜欢苏格拉底,当初跟他学习,只是为了虚荣和出人头地。况且他们与苏格拉底交往时,“借助于苏格拉底的榜样,他们是能够控制住不道德倾向的”,离开苏格拉底之后,他们蜕化堕落了,这难道是苏格拉底的过错吗?
苏格拉底为“社会精英”所不容并被判处死刑的深层次原因,是源于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思想家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尤其是触及了希腊的民主政体。
在古希腊,原始社会后期军事民主制的背景、奥运会的竞争、平民废除贵族特权的斗争、政治集团内部的博弈、商品经济的发展、海上贸易的扩大、吸引移民以增强社团或城邦实力的政策、城邦联盟的共同利益诉求、古典文化的繁荣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并导致了民主政治的建立。
同样,希腊各邦外争内乱的终极原因,也是城邦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已不能适应公民在精神、社会、经济方面的需要。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接近尾声之际,在雅典,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就同知识上的开明自由发生了冲突。苏格拉底在答辩中控诉道:“一个真正要为道义斗争的人,如果他想哪怕多活几天,他也必须过隐逸的私人生活,切勿涉足政治。”苏格拉底被处死,表明雅典民主制度与知识上的开明自由的分歧已无法挽回。
苏格拉底对当时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洞若观火,他反对民主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在当时雅典,政治上的显赫,对于任何高级官员尤其是领袖人物而言都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对一个议事会成员也是如此。几乎所有人都默认人民绝不会犯错误,人民做出的决策、制定的法律、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的,如果出现差错和失败,责任就只能落在执政者身上了。
雅典在阿吉努萨战役中,有13艘船沉没,12艘受损不能使用,而伯罗奔尼撒舰队则有75艘船沉没,溃败而逃。雅典军队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雅典军队战死和船只受暴风雨袭击死亡的人数达到了5000人。这5000人绝大多数死于飓风造成的滔天恶浪,当时的气象预测和航海技术不发达,军事指挥官对此也无能为力。在海战中,遭受飓风袭击而导致严重损失的事件并不鲜见。比如,公元前492年,波斯正式向希腊宣战,波斯舰队成功夺回了波斯在希腊北部的统治权,征服了色雷斯、撒所思和马其顿,但在经过阿索斯海角时,遭到飓风袭击,三百艘战舰沉入大海,损失极为惨重。再如,波斯海军与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湾的战斗,波斯舰队刚要完成包围萨拉米斯海湾时,遇到了两次飓风,狂暴的飓风粉碎了波斯600艘战舰。虽然波斯舰队还是完成了对希腊舰队的合围,但一半的兵力已经不战而亡。
但是,阿吉努萨战役之后,雅典城邦议事会却以指挥失策和其他罪名为由,决定逮捕参加战役指挥的将军们,并交付人民大会审判。在人山人海的人民大会场开会,并被狂热、偏激和假公济私的行为所蒙蔽和控制的雅典人民,把法律抛到了九霄云外,六位将军被投票表决集体处死,并且当场执行了。唯独担任陪审官的苏格拉底持反对意见。他提出,法庭的做法违反了审判程序,应该遵守司法惯例,单独审理和判决。不过,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苏格拉底的反对意见未能奏效。战争的恐怖和失败的可能性已经败坏了雅典公民的理性正直品质,并使他们的心变得冷酷无情了。后来他们又后悔所做的一切,制定了一些法律惩处那些欺骗他们的人。雅典由于这些优秀指挥官被处决,导致次年在与斯巴达的决战中彻底失败,雅典被迫向斯巴达投降。
苏格拉底反对缺少法治保障的民主决策,也主张任用贤能之士主政。苏格拉底最担心的的是,公民大会成为独裁者的暴力工具,它使独裁者的暴力思想通过公民大会成为现实,而自己又摆脱了责任,规避了法律风险。公元前429年,雅典属国米蒂利尼发动政变,推翻了民主派政权,并宣布脱离雅典而独立。皮革商出身的主战派领袖克里昂的惩罚提议是,将米蒂利尼的成年男子全部处决,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公民大会竟然通过了此项决议,并派帕克斯率军队去执行。虽然,主和派领袖再次召开会议,设法取消了这项残暴不仁的决策,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但派去的军队还是将1000名叛乱者带回雅典,按照当时的法律,也是克里昂的意思,将他们全部杀死。雅典对内实行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但是对希腊和地中海上许多城邦,即使这些城邦是雅典的盟友,也必须服从雅典的专横,不能进行民主决策。斯巴达也是这样。
亚里斯多德说:“人民在一切方面都是主人;所有行政都按人民大会的决议和法庭的判决行事,而人民在大会和法庭中是当家做主的。”但在这样一个直接由人民管理的政府中,有像伯里克利那样的品德才干、博学多能、深孚众望的政治领导者是极其重要的。伯里克利死后的人民大会,确因缺少伯里克利的权威性引导而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民主派与寡头派更是在国家外争内乱中或失势或得势,循环杀戮。
苏格拉底反对非正义(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民主制。陶片(贝壳或树叶)放逐法,是比每年一度的卸任官员听审更为厉害的武器。雅典地狭人稀,只要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就可能发动一次军事政变,而每次政变都会给雅典社会带来动荡或其他严重后果。执政者认为,最好把叛乱和暴动扼杀在萌芽之中,于是赋予雅典城邦公民一项特殊的权力,允许人民不经过司法程序,即可将任何认为对本邦不利的人放逐十年,以防患于未然。该法规定雅典每年可放逐一名政治家,人选由公民大会以陶片(贝壳)作为选票投票决定,无需任何罪行、证据,只要该政治家得票超过6000,即被流放于国外10年,但不丧失其财产;十年之内,被放逐者若回国,则不受法律保护,将其杀害亦不必负咎。
雅典陪审法庭以辩论引导舆论,以舆论左右投票,以投票主宰审判,忽视投票者的法律素养,忽略调查取证,以多数人的主观意愿决定客观事实。在雅典,每个满30周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在民选法庭供职,审判官每年都会从有意愿参与的公民中抽签选出陪审员。被告人是否会表演很重要,法庭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被告人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的处境,因为赢得了法官的同情,结果他被无罪释放,或者以罚款的方式代替死刑。审判也是仓促的。法庭审理每个案件都只有一天时间,所以陪审团没有时间讨论,而是直接投票表决,一旦判处某人死刑,往往审判当日就会执行(苏格拉底之死是个特例)。因为雅典人认为,把钱花在修建监狱和管理犯人上实在不值得,故监禁是少见的刑罚。在雅典,公民审判员也是法官,全体审判官的决议是终局性的,也常常是毁灭性。民主法庭就是雅典的最高法院,一旦判决就不能再上诉。苏格拉底死于雅典民主制度,也能看出这种民主制度的粗劣。
苏格拉底是为真理献身的哲学烈士,反对过激和无序的民主,提倡法治和个体权利的保护,死于“越轨”的思想。苏格拉底离世后,雅典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去追究当初控诉苏格拉底的人的责任。一些人被流放,还有人被判处了死刑。两千多年后,苏格拉底被公开平反。2012年5月在雅典举办了模拟审判,当时深受经济危机困扰的希腊为了重申民主的理念和价值,重新对苏格拉底进行了审判,并且最终宣告他:无罪。
2、苏格拉底怎么死的,苏格拉底下场
苏格拉底为自己进行了辩护,诉说自己为什么孜孜不倦的探索知识,这是因为有一个“神”,类似克塞诺芬尼的思想之神在指导自己,否则,雅典已经在财富和虚荣的腐蚀下消亡殆尽,提醒人民不要沉溺在物欲横流的享乐中了。
苏格拉底并不认罪,反而认为自己有功于雅典人民。陪审团认为苏格拉底太顽固,蔑视法庭,最后500人组成的陪审团以364票通过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在当时已经变了味道的雅典政府看来,苏格拉底是非死不可的。原因在于苏格拉底不利于雅典新式民主。
苏格拉底登上法庭时雅典已经不再是黄金时代,战争的失败,寡头政治的崛起。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不安,血腥和暴虐让有着哲学沉思的苏格拉底痛心疾首,他想去唤醒雅典昏睡着的文明。随着时间的流逝,雅典的民主已经失去了精髓,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反面。苏格拉底认为政治不是所有人民可以参与和理解的,应该由知之者统治,不知者只需听命。在这个病入膏肓的雅典民主政治下,苏格拉底的主张“刺伤”了“新启的民主”,故成为了雅典政府的敌人。
苏格拉底被囚禁期间,他的学生来看他,并极力劝他逃走。但他不接受学生的建议,也不会赎罪。“我一生都享受了法律的利益,我不能在晚年做不忠于法律的事,服从法律是每个公民的天职,尽管法律也有不对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好公民,我,必须去死!”
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和对正义的维护,无论用什么手段来苟且偷生,都是对邪恶的屈服,都是苟且和背叛,这是苏格拉底绝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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