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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晚清首富盛宣怀去世，他给子孙留下100亿财产，其中包括1300多万两白银和无数家产。可33年后，女儿盛方颐穷困潦倒，以租房为生，最后自尽身亡。
盛方颐，盛宣怀第八女，人称八小姐，作为盛家最小的女儿，盛方颐从小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千金大小姐。
盛方颐出生时，盛宣怀正好闲了下来，有时间就逗逗孩子。他每天都尽心竭力地呵护宠爱女儿，本以为能一直宠爱女儿到大，没想到在小女儿12岁时撒手人寰了。
没了父亲的呵护，但还有母亲。母亲依然对盛方颐百依百顺，她任意妄为，说一不二。只要是盛方颐认定的事，没人劝得了。
正因为盛方颐有这样的性格，断送了她一生。盛方颐的人生在遇到丈夫彭震鸣之后开始转折。
有一次，家人带盛方颐去戏院看戏，被大盐商周扶九的外孙彭震鸣撞见，而盛方颐长得那是惊为天人。盛方颐看完戏回家，车子开进自家院门，彭震鸣的车子也偷偷尾随而入盛府。
彭震鸣是个出了名的纨绔子弟，哄女人很有一套，盛方颐很快就坠入情网。
盛方颐的所谓“心爱之人”，是一个票友，他叫彭震鸣，人称“彭老七”。
相比盛家，他的家境实在普通，他的家世背景中值得称颂的是他的外公周扶九。
周扶九是清末江南首富，他的六儿子周筠光很喜欢彭震鸣这个外孙，彭震鸣才得以开着舅舅的豪车出入各种高档场所，并认识了盛方颐。
萧夫人不赞同两人恋爱，因为彭老七家境太普通，配不上盛家。萧夫人也看不上彭老七的为人，她曾对女儿说：“一个大男人，正经事业不做，成天唱戏，这是能靠得住的人吗？”
盛方颐听了母亲的话很不满，她噘着嘴道：“我不管，还有啊，别说的那么难听，‘唱戏唱戏’，人家好歹是‘程派名票’。”
萧夫人无可奈何地道：“好，他是善唱程派戏，是名票，能粉墨登场，可这能顶什么用？难道以后真的搭台唱戏养活你？”
盛方颐继续反驳道：“他唱戏可以唱出名堂了，他还办过两个私营电台，专播戏曲节目，他还真就自己演唱呢！”
萧夫人实际早就打探清楚了，彭老七的确办过电台，也确实专播戏曲节目，但那纯粹是为了出出风头，娱乐一下自己，业内并不买账。说白了，还是玩票。
萧夫人觉得女儿完全已经“情人眼里出西施”了，自己再说什么也无用了。
萧夫人没办法，只能顺从女儿的决定。为了不让女儿受委屈，萧夫人拿出一大笔钱给盛方颐修了别墅，还给了他们几套房子，房租可以维持女儿女婿的日常开支，如果他们的日子能平稳的过，那是相当幸福。
可谁知婚后彭震鸣的本性却暴露了出来，盛方颐怀头胎时，彭震鸣经常拿着妻子的嫁妆钱，经常夜不归宿。
起先，盛方颐还想了各种法子管住丈夫，可她发现，越是管丈夫，丈夫越来劲。后来她还发现丈夫还喜欢去棋牌室玩，那一刻，她心如死灰。
此时，盛方颐才幡然醒悟，母亲当初说的都是真的。没多久，母亲去世了，盛方颐受到双重打击，痛苦之下，她开始抽大烟。
盛方颐想靠这种方式麻痹自己，可是越抽越痛苦。本来两人结婚后一直没收入，只花不挣坐吃山空，母亲死后经济状况就越来越差。后来他们把母亲送的房子和建的别墅全卖了。
没房子住后，他们到了租房住的地步，可以说穷困潦倒。但即便家里已经快到山穷水尽，盛方颐也不肯放下大烟，因为那是她的精神寄托。
盛方颐的姐姐盛爱颐看到妹妹这般落魄，很是心疼，便劝妹妹要看开点，不要整天想着是这个男人毁了自己。盛方颐根本听不进去，她钻入牛角尖里难以自拔。
后来，盛方颐的烟瘾越来越大，牙也脱落了一大半，在她的世界里，人生亦无颜色。她也如同行尸走肉。
1949年，上海实行了禁烟。盛方颐顿时觉得人生已无任何意义，于是选择自尽。她靠在软榻上，将一块大烟生吞下去，然后倒在了床上，终年47岁。
其实爱和溺爱是有区别的，爱有原则、有克制、有分寸；可溺爱，却更多的是放任、盲目。溺爱除了干扰孩子的独立成长，还会埋下诸如任性、抗挫能力差等隐患。
盛宣怀爱读古书，这个道理他自然懂。他却并没有做任何改变，为啥？
曾国藩为官清廉，生活节俭，后世皆知。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后世皆知的君子在做京官之前也有过“敛财”的行为。
曾国藩所在时期大清朝，京官不过听起来名声好点而已，从做官的收益来说，一个穷京官远没有地方官来得实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是地方官，不是京官。
尤其到了道光年间，京官们的工资都很低，消费却很高。没有公房和公车，要自己花钱租房、备轿，连官服都要自己去买。
天子脚下为官，总不能太寒酸。房子要像样点，轿子要体面点身上的官服也总要有几套换，再加上各部门同僚之间彼此的来往应酬，朝廷发给的那点工资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所以多数京官都过得捉襟见肘。倒是那些地方官，个个肥得流油。
对于京官们的生存现状，曾国藩早有耳闻，也目睹过。所以他点了翰林衣锦还乡之后，特意在家乡逗留了近一年时间。
在那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不断走亲访友。乡里村里县里，地方官、经商的小商小贩，但凡认识有点联系的，他都不辞辛苦跑到。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为多收敛一点到京城做官的礼金。
毕竟，在湘乡县，在白杨坪，曾国藩点翰林还是轰动一方的大喜事。大家都看好这个前途无量的新科翰林，给他封礼祝贺也就是极为寻常的事。
曾国藩从道光十八年(1838)底回乡到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离家进京，他在家共待了二百九十六天。这期间，他有一百九十八天在应酬拜客，其拜客的足迹遍及湖南湘乡、宁乡、衡阳、清泉、永兴、新安、安化等十多个县州，多达两千家，共收入白银一千四百多两。
对于亲戚朋友们的贺礼，曾国藩有一本账目明细，且这本账目明细被保存了下来。
曾国藩为官清廉，生活极为节俭，后世皆知。可他出生贫寒，也没有人脉根基，做京官之前的“拜访敛财”说来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吧!
也正是靠着乡里乡亲们的这份礼金资助，曾国藩来京城后才算小有资本，让他能够租屋买轿、置办官服。可乡亲们那里凑来的贺
事实证明，的确京官日子不好过，即使考这次“敛财”有了立足的基础，可礼钱花一个少一个。又加之在京城安家后拖儿带女，曾国藩很快就尝到了穷日子的滋味。
而在京为官的日子，更是因为收入低，加上支出多，更是被京城的各种官场应酬弄得日子举步维艰，举债度日，窘迫到只能在家门口挂牌子拒收请帖。
话说，不管哪个年代，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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