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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乌托邦
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探索
文、图/卡罗·本维拉卡 翻译/丁洁雯
乌托邦是三个希腊词语的组合：Eu（好的）、Ou（不存在的）、Topos（地方），翻译过来就是“不存在的好地方”。乌托邦存在于“不存在的地方”，它总是难以达到。如美国艺术家Steve Lambert所说：“我们想象乌托邦的原因在于，它为我们的旅程提供了方向，让我们始终感到自己向前。没有乌托邦，我们将会迷失——旅行将变成毫无目的的游荡。乌托邦就如同指南针，指引着我们。”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关于乌托邦的想象就不会消失，关于乌托邦的实验也终将继续。自从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带着热情，也携带着巨额的财产，试图建立新的人类社会范型。从此之后，形形色色的团体、国家、人群不懈地将乌托邦的想象付诸实践。1960年代到1980年代，随巨大的嬉皮士浪潮，出现了乌托邦实践的高峰。来自不同国家的男男女女在从美国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欧洲、法国城市的荒废地带或者远离城市之外的辽阔地带，建造起一座座城市、一个个村庄、一个个社区或者实践各种生活方式。据统计，仅在1965年至1979年间，只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森林、中西部各州、新墨西哥大沙漠、富裕农场主遗弃的新英格兰平原的大农场，就建立起两千到三千个这样的社团。
自由之城克里斯蒂安娜
哥本哈根（丹麦）
自由之城克里斯蒂安娜建于1971年，由一群嬉皮士占据一处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被放弃的海军基地建立而成。欧洲最大的社会实验和另类文化基地。自从嬉皮士占领这片区域以来，克里斯蒂安娜就被作为无政府主义和自治的典范。丹麦政府几次试图清理它都未果。近来，这块区域因为需要被迫购买来保证居民的居住权，它与政府的关系正在改变。在购买之后，这块社区的居民将不再面临被驱逐的危险，唯一的要求是不要违反建筑规程。尽管需要服从州法律，克里斯蒂安娜仍然保持着它自己的规则。它的缺陷之一就是有一块可以进行软性毒品交易的自由交易区，操控交易的是一群丝毫不认同社区理念的犯罪黑帮。克里斯蒂安娜的代表呼吁软性毒品的合法化，以消灭地下交易，防止大量现金流入黑帮手中，帮助维持城中以生态和艺术商店为基础的可持续经济的发展。
传统乌托邦社区：虽生犹死
乌托邦社区一般采取集体经济形式，集体劳动，按劳取酬，而其生产方式又多以农业生产为主。就嬉皮士来说，他们选择落脚的地方，多在远离城市的荒野或被废弃的地方。这些地方物资匮乏，可供利用的资源基本是自然资源。当然这种选择本身也与嬉皮士们视工业资本主义大生产对于人性异化的理念相吻合，农业生产相对工业生产，将生产与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它对自然资源的有限利用也具有环保的意义，它使人们可以过上一种节制欲望的生活。问题在于，以非工业化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虽然环保，却效率低，只能满足较小规模的社区需要，一旦人口超出土地的负荷，将无法维持。
共产主义模范村Marinaleda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
Marinaleda是一个位于西班牙塞尔维亚安达卢西亚省的社会民主和集体合作镇。它基于社会主义乌托邦和集体主义经济理念而建立，由2700人组成，处于镇长Juan Manunel Sanchez Gordillo的领导下。镇子的实验诞生于2007年，那时这个农业社区面临着失地，且有登记在册的超过60%的人失业的窘境。30岁的Gordillo为此展开一系列的行动，通过强占和袭击，要求进入被放弃的土地。逐渐的，当地政府购买了上千平方米的土地，并且提供建筑材料建筑镇子；相关的建造计划和来自专业建筑师的免费帮助也纷至沓来。今天，房主们在房屋建设上持续地提供免费的工作计划，他们不想为了获得商业利益而卖掉自己房屋。1991年，Gordillo以压倒性的票数当选镇长，并且连任。镇子的集体农业使每个人都能参加劳动。它所实践的社会和经济运行方式和良好的经济效果，使它经常成为西班牙和海外报道的对象。
萨默敦农场
田纳西（美国）
1971年，300名嬉皮士从旧金山来到田纳西中心一个废弃的农场。他们希望在此实践一个愿景：以一种和平和精神性的方法，帮助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从一开始，社区成员就规定不拥有个人财产、不使用酒精和人工的精神药物、烟草，也不食用肉类。1974年，在帮助当地人度过龙卷风的灾害后，农场建立了国际性的NGO组织，活跃在地震和洪水引发灾害的地方。在社区发展的第一阶段，社区的人口快速增长，曾经达到1600名成员，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此不相匹配。集体经济解体了，繁重的贷款催生了小型企业。在1990年代，偿还完所有贷款之后，农场再次回归它的最初设想：以环保训练中心的发展为基础培养社会意识，中心提供新技术的教育服务，包括太阳能、生物燃料和本地性的、对环境友好的建筑材料。今天，这里大约还有150名居民，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在社区中诞生的，也在此度过了生命中大部分时光。现在，农场拥有几个环保和高新技术工厂和几块农田。
回到日常生活的建筑乌托邦
有一类留存下来的乌托邦社区，以寻找新型空间结构为核心，试图铺陈新的乌托邦社区肌理以重建新的生活方式，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则缺少激进色彩，这种较为中性的乌托邦社区很多由建筑师和规划师发起。意大利建筑师保罗·索莱里于1970年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所建设的阿克桑蒂、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世界船社区”、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实验镇Auroville都是这类典型。
阿科桑蒂
亚利桑那州（美国）
阿科桑蒂是意大利建筑师保罗·索莱里设计并建在亚利桑那州沙漠上的实验城市。该项目始建于1970年代，在不同时期有超过7000名志愿者参与。今日城中有不同种类的建筑和公共空间，人们可于其中生活、工作、参与教育和文化项目。城中的设计力图将环境责任和紧凑型城市的理念结合起来，创造出生态城市。阿科桑蒂至今仍是学生、艺术家、建筑师、学者和手工艺者聚集的家园。古铜色铸造厂和陶器作坊仍在制作索莱里设计的钟或是由他的设计所引发灵感的物件，并将这些作为财政的主要来源。通过阿科桑蒂，索莱里希望建立一种范本，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如何与周遭的环境相协调。
此种类型的乌托邦社区，因为着重于空间、能源重构而非制度重构，因而是最具有包容性的乌托邦社区，可以容纳不同身份信仰的人，也可以容纳人们在不同时期进进出出，也因此可以持续性地从外界获得支援从而成长，包括获得政府支持；又因为他们往往是主动、有计划建设的社区，其与外界的紧张关系较小。这些社区的发起者未必是嬉皮士，更像是知识分子，但作为同样出现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整个乌托邦实践浪潮之一缕，他们共同反映了时代的匮乏——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消费对于资源和环境的掠夺，只是他们倾向于抛开意识形态的争论，选择建设日常生活本身。
Eliphante
corneville，亚利桑那州（美国）
Eliphante是一个建在亚利桑那州Cornville附近的万花筒似的雕塑村，由艺术家米歇尔·卡恩和他的妻子勒达·里维特建立于1979年，过去的几十年一直在建设中，直到卡恩于2007年去世。村庄的名字来自于夫妻俩所建立的第一座建筑的形状——像一只大象的头部。现在村庄已经有16000平方米，由一家非政府组织管理和一个小型的志愿者社区来照管。村庄内的建筑由铁棒、混凝土涂层管，再加上玻璃、木头、石头和瓷器碎片所建造。村庄内遗留了大量来此生活过的艺术家创作的雕塑作品。今天，Eliphante代表了一种新生活的代表。每天这里都会召开会议和集会，发起与社区生活、艺术和环保相关的活动。
纷繁复杂的意识乌托邦
身处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这个各种亚文化纷杂的时代，人们可以因为只占据某一种边缘意识就可以聚合成乌托邦社区，他们可能是自然主义者、素食主义者、某种小型宗教的信奉者、地区民族主义者、性别团体、持有相同艺术理念者等等。这种社区往往规模不大，寻求内部人员意识上的认同，进而达成生活方式上的一致，生产上维持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或者没有特定的生产方式，倾向于一种原始主义的生活，也没有向外的政治诉求，因此往往具有排他性和神秘性，有种遗世独立的感觉。这种隔绝性如同保护膜，只要他们不被人发现，就可以自由地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之外，生活在自己可控的乌托邦之舟内。
瑜伽村
弗吉尼亚州（美国）
瑜伽村最初是建于1980年的一个嬉皮聚集村，一个用来学习和实践瑜伽的修行之所，位于弗吉尼亚州乡村的自然公园中，创建人是Swami Sri Satchidananda。它在西部的迅速成长得益于Satchidananda在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的开幕上发表的演讲。今天，这里居住着13位僧侣或哲人，他们继承了创始人的精神遗产，并组成整个社区的精神构架。离村子不远处有一所学校，学校持续为社区提供瑜伽教师的培训。1986年，在一个小的人造湖湖岸边，社区建立了名为莲花的冥想空间，其外形也是一朵莲花，象征着几个东方的宗教。它作为村子的核心，代表着所有信仰的综合，也是对创建者希望达成世界和平的意愿的表达。围绕着这座象征性的坐标，大约居住着200名居民，他们都履行着继承自古代瑜伽传统综合的实践，并试着将所学施于日常生活。
Damanhur
Piedont(意大利)
Damanhur是一个位于意大利北部，建于1975年的环保村和宗教性社区。它由Oberto Airaudi在24岁创立于1978年，从建立一所大型的秘密地下庙宇开始。到2000年为止，社区中共有800名成员，他们的日常生活主要是沉思冥想、分享、爱和对自然表达敬意。在过去的35年中，Damanhur的居民创立了自己的生产方式、政治、文化、艺术，并研发可替代能源。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围绕着庙宇建筑，遵循一种混合着新时代观念和异教观念的仪式，并将Falco视为精神领袖。
反乌托：另一种乌托邦实践？
Uzupis
维尔纽斯（立陶宛）
Uzupis的意思是“河的对岸”，这个区域从苏维埃时期开始就有艺术家聚集。1997年4月1日，区域声明自己成为独立的共和国——Uzupis共和国，并拥有自己的旗帜、货币、总统、部长内阁和机构。每年的独立日，Uzupis都会举行庆祝仪式。Uzupis的共和国地位并未被政府认可。共和国的主要成员是艺术家，它的前总统Romas Lileikis就是一名诗人、音乐家兼电影导演。共和国宪法被翻译成15种语言，贴在公共墙上。其中的一些观念与众不同，比如，“人有权成为个体”“狗有成为一只狗的权利”。
绿岸
弗吉尼亚州西部（美国）
在弗吉尼亚州西部山区，在一片无线电免干扰区的中心有一架绿岸望远镜（世界上最大的可操作的无线电望远镜），位于任何电磁设备都被禁止的绿岸村。在村里，没有无线电接收网络、没有电磁辐射或电视信号，也没有wifi设备或微波设备，房子中只能装载放射低频率的设备。所有这些都是1958年所颁布的联邦法律的结果，法律允许国家无线电天文台的无线电望远镜不受阻碍地捕捉发自宇宙深处的声音。这里除了科学家之外，有大约60人声称自己对电辐射敏感，从而搬了进来，以避免过度暴露在电辐射中。其中的一些人，已经计划要组成一个社区。
互联网被认为是新世纪最充满希望的乌托邦，人们称之为“赛博空间”。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赛博空间在给人们带来短暂的自由后，已逐渐沦为现实的复制品——这里正成为资本运作的新区域，所有旧有的资本主义原则都在这个空间一一上演，并且借助它无所不在的穿透力量，资本可以前所未有地没有任何时空限制地纠缠每一个消费者和劳动者。只要你处于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你可以二十四小时购买和劳动，不分昼夜且轻而易举地将自己变成资本主义生产运作机器上一颗最忠实的螺丝钉。或许将赛博空间视为自由之地，视为乌托邦本身就是幼稚的想象，工具始终是工具，工具不可能替代主体。新工具的确拓展了人类认知和实践的边界，互联网也的确将人类的认知拓展到人类精神世界，但是主体始终有能力利用新工具任意妄为。这个时候，到底哪里才是乌托邦所说的“好地方”？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6.0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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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乌托邦真实存在吗，乌托邦的不同面相
近来，读舒明月《大师们的写作课》，里面解题电影《黄金时代》的文字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当事人为虱子的咬噬困扰不堪，可是隔着时光的河，文艺青年们的眼中就只剩华美，以及华袍与虱子比对的戏剧性。因为不切肤，因为不痛不痒，乃有了种种误读，天花乱坠，玄之又玄。”
向时光的河的对岸看去，光怪陆离，反而看出美来。如今的看民国如是，日本人的看大正也如是，由此诞生亚文化的种种风格。
大正时代（1912年7月30日——1926年12月25日），上承明治，下启昭和，年号取自《周易·临·彖传》：“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意思是“使物大得亨通而利正”。或许是年号取得好，这还真是个“至大亨通，守持正固”的时代，简直是福泽谕吉所谓“和魂洋才”的真实写照。
明治时代，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开放吸纳近代文明的国家，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重大改革逐步完成。大正时代，改革逐步下沉，开始影响到最广泛的社会生活，改革的成果逐步显现，明治贵族、财阀、军人、中产阶级的生活都还不错，有余力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这经济腾飞、生活进步的获得感，和打赢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自负混合在一起，混乱而自由。
上流阶层被放大的气量，庶民阶层享受到的自由风气，和文艺界的百花齐放，共同构成了大正浪漫。要找出几个典型人物来代表这个时代，那恐怕只能是军人、外出工作的女性（尤其是少女）和文豪了。而他们所栖身的舞台，就是帝都东京。
大正元年，东京的人口突破200万，这个数字只略低于同时代的上海。受惠于战争，曾经连“官厅集中计划”都没钱推进的东京，突然就有了路面电车和轨道交通，文化住宅和文化公寓取代了长屋和角屋，成为庶民住宅的主流，这里有电、自来水、现代厕所。上流社会则聚集在鹿鸣馆一类的奢华欧式建筑中，体验欧洲贵族的生活。
受到同时代第一代女权思潮影响的女性们乘坐着电车出外上学、工作，曼妙的倩影出现在高等学校、咖啡馆、电影院、剧团等各处，梳着学自大正三年首演的“宝冢少女歌舞剧”的烫发，或是大正九年资生堂美容讲习所教授的短发式，看电影，泡咖啡馆，读《妇女公论》、《妇女之友》。
咖啡馆里，既有女学生、女仆，也有作家们。他们靠着给发行量突破百万份的报纸《大阪每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和倡导各类新文艺的杂志写稿来维持生活，比如《新青年》和《赤鸟》。这其中包括深度影响了鲁迅的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泉镜花、幸田露伴等人，也包括宫泽贤治和菊池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正年间开始推理小说创作生涯的江户川乱步，和不仅改变了日本绘画审美，也极大影响到了丰子恺先生美术创作的竹久梦二、高畠华宵。
怪奇幻想文艺、侦探剧、依赖铁道线的生活方式、对军人的崇拜和警惕、女性工作权、洋装……后来逐一出现在了“大正浪漫”风格的作品中。
《帝都物语》
荒俣宏是个很奇怪的人，写小说、搞收藏、研究神秘学和图像学，还是妖怪学者，当然，首先是个阴谋论者。他在《帝都物语》这部小说里，将真实人物和世界与阴谋论的虚构结合在一起，颇能反应大正时代的“寿喜烧”风格。
在他笔下，涩泽荣一于大正元年实施了他的“帝都改造计划”。为了保卫东京都的永固，还邀请阴阳师平井保昌安抚长眠于地下的平将门。但魔人加藤保宪试图唤醒平将门以摧毁东京，还绑架了平将门的末裔辰宫由佳理作为灵媒。1923年9月1日，加藤引发了关东大地震，在殊死搏斗中幸田露伴将其打伤。1927年，日本首列地铁即将开通，而加藤放出的魔物妨害了这项工程，寺田寅彦运用西村真琴发明的日本第一台机器人解决了问题。
史实是，“帝都改造计划”也许是“官厅集中计划”的变体。关东大地震后，负责重建的是后藤新平，他提议内阁成立“帝都复兴院”，聘请专家研究东京复兴计划，以他此前提出的“东京市政要纲”为基础，以巴塞罗那为样板重建东京市。
选择寺田寅彦和幸田露伴保卫东京，除了这俩都是懂科学的文艺男外，大约还因为寺田寅彦“天灾总是在被遗忘的时候来到”的名言和幸田露伴的反战态度。西村真琴怕是造不出什么机器人，他是生物学家、医生，和鲁迅先生关系颇亲密，鲁迅还有一首《题三义塔》送他，当然，他也反战。
用一批真实存在的反战人士，利用科学、宗教、艺术手段去对抗身穿军装的魔人加藤保宪，就好比用新的对抗旧的，用进步对抗大和民族而千年积累的怨念，要庶民安居的生活而不要军人政治。这种价值观，也很符合大正浪漫的自由风气。所以后来的作品，要塑造大正时代的风貌，总绕不过这一部。《恶魔召唤师:葛叶雷道对超力兵团》如此，《樱花大战》也是如此。
《樱花大战》
这个系列完美体现了制作人广井王子的混搭风格。广井酷爱混搭，新撰组要是“机动”的，舰队要叫“圣少女”，“空想科学世界”里还要有魔法……当然，这个“一个疯子带着几个傻丫头骑着垃圾桶抗击敌人”的游戏系列也不例外。
游戏继承了荒俣宏的部分设定，还从别处找到了佐证，比如蒸汽朋克和宝冢风并存的机甲设计，充满女权意识的描述了身高近两米的怪力女桐岛神奈，真宫寺樱二尺袖配袴和皮鞋的穿衣风格，光武要用灵力来驱动，作战服统一是洋服……等等。这其中最重要的设定，来自宝冢歌剧团。
游戏中几乎都是女性的“帝国华击团”，完全是宝冢歌剧团的翻版，连全是女性这一点也是，从大正二年招收学员开始，宝冢歌剧团的演员就都是未婚女性。广井照搬过来，顺势把游戏做成了恋爱模拟。
当然，这个系列也反战。《樱花大战2》的副标题“望君珍重”就来自与谢野晶子在《明星》9月号上发表的反战诗《你不能死去！》，这首诗是写给她出征旅顺绞肉机的弟弟的。其中写道：“吾弟切勿去送死，君王消遥复消遥。让你替他去洒血，让人殉在虎狼道。”
大正元年，与谢野晶子和丈夫与谢野铁干一起前往法国巴黎，这段经历也被广井王子放在了游戏中（大神一郎在二代结束后前往巴黎）。这个身为女权主义者的日本男人代表，算是广井王子对写过《贞操论》的与谢野晶子的纪念吧。可惜无论是反战还是女权思想，在昭和年间都一并倒退了。
《多谢款待》
这部2013年的NHK晨间剧算是最正常的大正浪漫风格的代表。西餐馆“开明轩”家的女儿卯野芽以子从小就很爱吃，大正元年时，她正好七岁，在学校偷鸡蛋，在寺庙偷草莓，在玩闹中逐渐长大，和帝国大学学生西门悠太郎结合，体验了西门家复杂的家庭关系、大阪迥异于东京的风俗，以及在接下来充满战火与磨难的岁月里，顽强地生活着，体验了人生复杂况味的两人，终于懂得了“多谢款待”四个字的真谛。
150集，大正、昭和两个时代，从民主、浪漫到炮火连天，的确是应该说一句“多谢款待”。但老实说，“我想让你一生都吃喜爱的食物，早饭，中饭，晚饭，我会让你一辈子都吃好”、“要让丈夫幸福就要让他的家人幸福”的家庭伦理实在是不对我的胃口。但或许这就是隐藏在大正时代浮华现代的表壳下的部分？毕竟与谢野晶子带着老公去巴黎的一大原因，就是为了安慰因情人早逝而消沉的他嘛。
《大正野球娘》、《椿色梦想》
大正四年，高中棒球大赛正式开幕，大正十三年，日本棒球圣地甲子园竣工，造成棒球大流行，当然，这跟女生唯一的关系就是无数中二病人对女孩子说：“我要带你去甲子园”。同样，日本女警察少得可怜，截至20144月1日，日本全国女警察的数量为19856人，比上年增加1137人，女警察的比例增加0.5个百分点达到7.7%，别说一半，连10%都没到。
所以这两部带着大正浪漫印记的动画片，一部让穿着皮靴和二尺袖的女学生们为了迎击傲慢的男人而联系打棒球，一部让同样打扮的少女立志成为警察，都有着隐藏的女权主义思想内核。为什么倡导女权要这么隐晦地藏在大正浪漫风的作品里？大概是因为明治、昭和、平成，都和女权主义没什么关系吧。大正浪漫的表象下隐藏的那一点自由，和那个时代文艺界的百花齐放，对后来的创作者来说也算是造就了一个“黄金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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