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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航：1、奴才和臣的区别：清朝的大臣为什么有人称“奴才”、有人称“臣”2、奴才和臣的区别，清朝自称奴才和臣的区别1、奴才和臣的区别：清朝的大臣为什么有人称“奴才”、有人称“臣”
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和珅总是在皇帝面前卑躬屈膝地自称“奴才”，而纪晓岚却总是自称为臣。和珅自称奴才在我们听起来似乎是有点贬低自己，而纪晓岚则显得更有骨气。事实上清代大臣在皇帝面前称臣或是称奴才是有讲究的。纪晓岚称臣不是因为他有骨气，而是因为他压根不够格自称奴才。在清朝以前历朝历代的官员在皇帝面前都是自称为臣的，”奴才“这个称谓其实是只有清朝才有的特色。
称奴才比称臣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更低贱。有人说清朝就是反其道告诉汉人：想要当有尊严的士大夫是行不通的，只有当奴才才是天底下第一等最光荣的事。清朝就是要以此打击汉人的自尊，从而确立满洲八旗贵族的独裁统治。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清朝其实是一个同时涵盖满、汉、蒙、回、藏等各族系的多元帝国：清朝的皇帝在中原是天子，在满洲是部族首领和家长，在蒙古地区是大汗，在藏地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清朝皇帝在不同民族地区实际上是以不同的身份行使统治权的：清朝皇帝在面对中原汉人时是一种君臣关系，而在面对八旗子弟时其实是一种主仆关系。主仆关系和君臣关系有什么区别呢？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人身依附关系。清朝在入关之前实际上还处于奴隶社会形态：清朝的八旗制度其实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主奴体制。旗人中的包衣、旗下家奴实际上都是家奴身份。
旗奴、包衣在自己的主人面前都自称“奴才”。“奴才”在这里是一种私人领域的人身依附关系。其实汉语中的“臣”最初也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甲骨文中的“臣”字就是一个人被束缚起来。《尚书正义》注曰：“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章太炎先生研究后得出结论称：“臣本俘虏及罪人，给事为奴，故象屈服之形”。所以汉语中的“臣”其实最初也是指的奴仆。
在上古时代”百姓“这个词可要比“臣”尊贵得多。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臣是官员在皇帝面前的自称，那么百姓怎么可能比官员更尊贵呢？事实上在战国时代以前“百姓”这个词其实是泛指贵族阶层，因为从夏商周到春秋时期只有贵族才有姓氏。到了战国时期列国纷纷通过变法强化中央集权，而在这一过程中分封制下的贵族阶层逐渐被集权制下的职业官僚取代。
官僚和贵族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贵族是有自己的封地和臣民的，官僚在本质上是为君权打工的。在官僚制下无论官当到多大在本质上都是君主的奴仆，官僚与君主之间实际上就是一种依附关系。即使是像《红楼梦》中的贾府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也在君权面前瞬间就被打入地狱，即使是像韦小宝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君权的提拔之下也能一路平步青云。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余年专制王朝实际上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官僚制度。在官僚制的社会体系下门第高低只存在于民间的世俗观念中，但在皇权面前是无所谓门第高低的，因为无论门第多高在皇权面前也不堪一击，无论门第多低只要得到皇权的青睐就能改变命运。在封建官僚制体系下皇权可以让人生、可以让人死，可以让小人物变得显贵，可以让大人物变得卑贱。
在官僚制体系下官员和君主的关系就类似于主仆关系，所以本来被用来指代奴仆的”臣“这个字眼被引申来指代官吏。在官僚制逐渐取代分封制的过渡时期职业官僚其实几乎与君主的家奴无异：他们不像过去的贵族阶层那样拥有自己的封地，所以依附于君权是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使君臣关系逐渐不能完全等同于主仆关系了。
孔子曾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说：“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说：“从道不从君”。很显然在这些思想家的观念中遵从道义比遵从君主更重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使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主奴关系演变为公共性的君臣关系。
在唐代褚遂良敢不为唐太宗漂白玄武门事变，魏徵敢谏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李白敢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敢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了宋代文彦博敢说：“与士大夫共天下”，范仲淹则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时大臣们并不把自己完全视为是君权的附属物，而是自觉把自己视为天下道义的承担者。
用时人的话说就是：“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如果皇帝干了一件被认为是不符合道义的事，那么大臣们应当主动承担起谏诤的责任。明清时期君主专制比起唐宋时期大大强化：明代可以随意折辱士人——直接在朝堂上脱了裤子打屁股。可以说这时君臣关系已和主仆关系没什么区别了。到了清代则明确要求旗籍大臣和非旗籍大臣分别称奴才或称臣。
有些说法提到清代的朝堂上满族大臣自称奴才、汉族大臣自称为臣。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其实也存在一定瑕疵。清朝在入关之前就已征服了漠南蒙古诸部，同时也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土生土长的辽东汉人的效力。清朝把臣服于自己的蒙古、辽东汉人也编入到八旗之中，由此形成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三者的地位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
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之间的地位尽管存在差距，但当面对关内非旗籍的汉人时被编入八旗的三者都属于统治阶层。清朝规定旗籍大臣在皇帝面前要自称奴才，而非旗籍大臣在皇帝面前则自称为臣。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奏折上天保的名字列在前面，所以就一起写成“奴才天保、马人龙”。
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清朝皇帝在八旗子弟面前实际上是作为大家长在发号施令的。皇帝以及八旗的旗主贝勒们和八旗子弟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主奴关系。《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
清朝入关后八旗子弟内部也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入关后的清朝官制实际上就吸收了中原王朝的官僚制特征，也仍保留着一部分本族的特点。入关后皇帝任用官员时并不一定优先考虑八旗的旗主们，所以久而久之有些旗主可能在政治待遇、经济待遇方面混得还没自家奴才好。然而哪怕是像和珅这种位及人臣的高官见到自家旗主讨饭到了家门口也得毕恭毕敬请安问好。
这种“严分着主奴”的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就是满臣奏事时旗籍大臣要自称奴才。这表示自己不仅是皇帝的臣子，同时也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非旗籍的大臣和皇帝之间没这层私人关系，所以就只能自称为臣。如果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会觉得“奴才”是低于“臣”的，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奴才”实际上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
亲近与尊重有时可能恰恰是相反的：现代职场中有时我们还能见到领导对自己看重的心腹往往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反而是对那些和自己关系不太密切的下属在面子上倒还客客气气的。清朝皇帝让旗籍大臣自称“奴才”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够尊重，然而这恰恰说明清朝皇帝是拿旗籍大臣当自己人。非旗籍大臣不被允许自称奴才表面上好像是出于尊重，实际上恰恰是因为皇帝对他们有戒备之心。
在清代的高压统治下称臣和称奴才其实所彰显的就是皇帝用来区分自己人的这样一种心理。称臣和称奴才在本质上其实都是奴才，因为上至宰相下至乞丐在绝对的皇权面前都是奴才，只不过是得宠的奴才与不得宠的奴才之间的区别罢了。有时非旗籍即使按照规矩自称为臣也难逃皇帝的斥责。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
两位旗籍大臣皆自称“奴才”，而周元理则自称为“臣”。这本来是符合规定的，可乾隆却怀疑周元理称“臣”是“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不服当奴才。实际上周元理哪敢作如此想？其实他巴不得能自称“奴才”。结果没想到却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在这件事上其实是玩弄了韩非子所说的“恃术不恃信”的诡道。规矩本来是自家定的，但他却出尔反尔责备臣下。
这种完全不讲信用行为正是韩非子所说的“恃术不恃信”。皇帝有时就是刻意不讲诚信，就是要刻意玩弄权谋术数。皇帝有时就是想让大臣们不知所措，从而让大臣们时时刻刻如履薄冰提心吊胆，否则如何能体现皇权的威信呢？这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驾驭臣下的一个宝诀，而乾隆皇帝显然对此运用娴熟。这也从侧面反证出称臣和称奴才其实在本质上都是皇帝眼中的奴才。
2、奴才和臣的区别，清朝自称奴才和臣的区别
“奴才”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匈奴汉国的创始者刘渊就曾经因成都王颖不用其言而导致兵败，而大骂其为奴才这种用法一直延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明清时期，“奴才”的用法才逐渐扩大为某些人的自称，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清朝自称奴才和臣的区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清朝自称奴才和臣的区别
“奴才”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匈奴汉国的创始者刘渊就曾经因成都王颖不用其言而导致兵败，而大骂其为奴才。这种用法一直延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明清时期，“奴才”的用法才逐渐扩大为某些人的自称。
明清时，奴仆常被称为“奴才”。清人梁章钜《称谓录》有别解，释为“奴仆之所能”，即奴仆的能耐。“奴才”一词，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骂人话，意为无用之人，只配为奴，故又写作“驽才”。今人骂某某人奴气重、是走狗，常称之为“奴才”。
清时期太监面对皇帝会自称奴才，满族大臣和入旗的汉族大臣面对皇帝也会自称奴才，而没入旗籍的汉臣却不自称奴才，即使官职再大，也不敢贸然自称奴才，只能称臣。可见，“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清朝皇帝何以要在奏章上做出上面这些规定呢？本来，满族统治者是一向严求汉族人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他们强迫汉人剃头发，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风，都是为了让汉人归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惟独不肯让汉人也与自己一样称“奴才”。这是为什么呢？
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有一段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严分着主奴”，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这就叫“严分着主奴”。“严分着主奴”的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奴才”与“臣”这两个称谓，谁尊谁卑，以今人的眼光，无疑是“奴才”低于“臣”。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奴才”一称，从表面看，似不如“臣”字体面、尊严，实则“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正如赵太爷骂阿Q：你也配！汉臣称“臣”，并不是皇帝为了照顾汉臣的面子，“特地优待，锡以佳名”，而是为了与“奴才”一称相区别，以显示汉臣的地位低于满臣。俗谚云：“打是疼，骂是爱”，清朝皇帝让满臣自称“奴才”，实际是骂中之“爱”；反之，不让汉人称“奴才”，则是因为缺少这份“爱”。
在实行奏章称谓制度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特殊的情况：即有汉臣虽然称了“臣”，却遭到皇帝的申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二满臣皆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按理说，这是符合规定的；但乾隆皇帝却怀疑周元理称“臣”是“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不服当奴才。实际上，周元理哪敢作如此想？他巴不得能自称“奴才”呢！没想到却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帝在这件事上，大约是玩弄了韩非子所说的“恃术不恃信”的诡道。规矩本来是自家定的，但他却出尔反尔，责备臣下，完全不讲信用。“恃术不恃信”，本是中国历代皇帝驾驭臣下的一个宝诀，乾隆皇帝对此显然运用娴熟。
鲁迅先生一生憎恶奴气，屡屡说到中国人的奴性重。他又常说，中国人做了满洲皇帝二百多年的奴隶。中国人的奴性之养成，固然与封建专制制度有关，但是否与皇帝特别喜欢奴才有些关系呢？清朝大概是由于自己的奴隶制基因，尤其喜欢奴才。清朝奏章上的“奴才”的特殊地位，就是皇帝特别喜欢奴才的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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