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瓷器如何判断官窑民窑，重新认识民窑瓷与官窑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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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瓷器如何判断官窑民窑：重新认识民窑瓷与官窑瓷

　　但工艺瓷和艺术瓷的界定比较困难复杂。因为历来中国古陶瓷界，只有瓷器历史考古评判体系、瓷器年代鉴定评判体系等，还没有形成较完整的瓷器美学评判体系。也就是说，要想重新建立一套历代瓷器美学评判体系，我们仅处于起始阶段。

　　对于当代新瓷，工艺瓷和艺术瓷还比较容易区分。工艺瓷：

　　除口用瓷外，凡历代古瓷之仿品、无名匠人制瓷等，均可称为工艺瓷。艺术瓷：以创作者身份简单划分，凡陶艺大师作品、知名画家瓷画作品、景德镇陶瓷学院师生等各自独创出来的颇有新意的且署上创作者名字的作品都可称为艺术瓷。

　　关于历代艺术瓷的定义：凡历代无名陶艺家个人创作，在器型、釉水、纹饰、图案、画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新颖的艺术风格的作品，均可称为艺术瓷，其余的均可称为工艺瓷。

　　基于对民窑瓷和官窑瓷、工艺瓷和艺术瓷的粗略划分，我们简单评判一下在国际国内拍卖会上，持续受到追捧曾一路创下天价的我国明清官窑瓷。

　　明清官窑瓷是工艺瓷还是艺术瓷？

　　书画界过去一直有人把书画称为艺术品，把陶瓷器称为工艺品，引起了陶瓷界不少人非议，包括笔者。客观地讲，陶瓷与书画相比，陶瓷工艺性更强，书画艺术性更强。但书画里有行画（商品画）与原创艺术画之分，陶瓷器里也分工艺瓷与艺术瓷。再细分下去，同样，民窑瓷也分工艺瓷和艺术瓷，官窑瓷也分工艺瓷和艺术瓷。

　　一、民窑瓷里的艺术瓷按照笔者对历代艺术瓷下的定义，以书画艺术作为参照系：

　　唐长沙铜官窑釉下彩诗文壶、宋代磁州窑黑彩绘传统诗画的瓷枕瓷罐、明末清初书画家徐渭等参与倡导描绘的民窑青花瓷画盘、清末广彩瓷仿西洋画人物图案瓷、民国从画坛转人瓷画创作的珠山八友的瓷板画作品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都是民窑里绘画类的艺术瓷。以民间艺术为参照系：宋代建窑吉州窑兔毫纹、鹧鸪纹及剪纸贴花天目釉纹、树叶纹，宋代景德镇窑青白瓷刻画的娃娃鱼纹、双鱼纹、鹅纹碗，明代大红大绿的大明彩花卉人物盘等，都具有独特的民间艺术气息，也都可说是民窑里的民间艺术瓷。至于以瓷塑见长的历代人物型灯具、宋青白瓷佛教人物等，也可说是民窑里雕塑类的艺术瓷。

　　二、明清官窑瓷里的艺术瓷明永乐、宣德的青花龙盘上可见帝王制瓷观念之体现，这个时期的龙纹虽有元代遗风但还属于粗犷奔放激情型的，工匠们个人艺术风格犹存。宣德青花红彩海兽高足杯，现藏上海博物馆，此杯以釉下青花作海水波涛，釉上红彩描绘游龙或海兽，非常生动。

　　成化斗彩鸡缸杯上的图案，生动地描绘了宫廷斗鸡的情景，颇有艺术趣味。清康熙古彩上受文人画影响的历代戏曲人物故事图，《三国演义》、《水浒》、《西厢记》、《红楼梦》里的人物图等，艺术感染力也很强。以上均为具有明显时代风格的官窑瓷里的绘画类艺术瓷。

　　三、清雍正、乾隆官窑瓷里的工艺瓷雍正官窑瓷以仿宋五大名窑见长，雍正时代成熟的粉彩虽开创了瓷画创作的新天地，但雍正瓷青花上的龙纹、莲花纹、海水纹、八宝纹等与明永宣青花纹饰相比，更趋向无个性的图案化。

　　乾隆时期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高峰。乾隆御窑厂官窑瓷在督陶官唐英等人的监制下，尤其仿古瓷，如玉壶春瓶、葫芦瓶、双耳兽耳尊等，更多体现了帝王的意念。官廷的制瓷观念从整体上来看，乾隆时期制瓷技术集大成，制瓷工艺更精致，制瓷风格更细腻，制瓷几乎完全趋向程式化、图案化、工艺化。陶艺匠人们儿十年如一日，有的专做器型，有的专绘图案，有的专写款式。陶艺家的艺术创作灵感被消磨、扼杀、淹没了，遵循宫廷意志制瓷、烧瓷，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所以说雍正、乾隆青花、彩瓷仿古瓷，虽然在工艺上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但从瓷器上的器型、纹饰、图案_卜来讲，却是走了另一条模仿宋元明的模式化道路，即工艺性愈强，艺术性愈弱。

　　21世纪仍在海内外拍卖行受到追捧的清雍正、乾隆官窑瓷，除个别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其余大都属于这种性质。笔者如此大胆直率地为清雍正、乾隆仿古瓷作美学评判，也许会引起古陶瓷收藏界的非议。

　　四、文人们偏爱民窑瓷里的艺术瓷有一个瓷器欣赏现象令人深思：作家、艺术家不管目前的贫富状况，他们收藏的对象或偏爱观赏的对象大都是民窑瓷里的艺术瓷，如磁州窑书画枕罐、明末清初的民窑青花瓷画。倡导抢救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著名天津作家冯骥才偏爱民窑瓷，著名西安作家贾平凹被称为“汉罐将军”。上海一批作家、记者、收藏家，如金晓东、顾行伟、陈鹏举、赵丽宏、朱大建、钱汉东、朱卓鹏、许谷梁、程勇、沈嘉禄、李坚、马聘包括笔者等，都醉心于民窑瓷里的艺术瓷收藏欣赏。

　　五、艺术家对匠气的官窑瓷有偏见此外，上海的一批画家如张桂铭、黄阿忠、乐震文、张复兴、陆春涛、吴耀明等，也都偏爱民窑瓷的收藏欣赏。尤其是笔者接触过的新一代前卫艺术家如周文富、陈心憋、王南溟等，在他们的国画、油画、前卫装饰艺术品作品里，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不少民窑瓷的姿影、碎片。个别偏激者甚至对明清官窑彩瓷嗤之以鼻，认为匠气太重，程式化多，缺乏艺术灵魂，看多了会扼杀自己的艺术灵感。

　　再看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周国祯、朱乐耕及他们的学生，他们对明清官窑彩瓷的认同主要也限于精美的工艺及高昂的拍卖价格。少有人用明清官窑彩瓷引发艺术创造灵感，他们的艺术创造更多借鉴民窑瓷里的艺术性，而并非官窑瓷里的工艺性。

　　六、拍卖官窑瓷者大多是投资商人明清官窑彩瓷在收藏市场、拍卖市场上的追求者绝大多数是一掷千金的，t翁，他们多数不以艺术收藏为目的，而是以投资收藏为目标。当然也有例外的，如香港女富商张永珍，花4500万港元拍回一件“清雍正五彩蟠桃橄榄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是为了一种人生理念，为报效祖国走进拍卖场，无疑是令人极其敬佩的，但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七、历代典型的古陶瓷收藏价值主要在其艺术性综观中国历代陶瓷器的美学发展史，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器型模仿天然葫芦。商代典型的白陶9虽然也是模仿商青铜礼器的，但其严谨刻画的回文及兽耳纹饰，开创了陶器雕刻艺术新风。汉越窑青釉瓷，成熟了原始青瓷的青绿釉技术，经两晋发展到唐五代的秘色釉瓷，使深色的青绿釉发展到顶峰。虽然秘色瓷釉的最终形成归功于工艺进步，但古代先民在青釉瓷的发明发展过程中，注人了对大自然青草、青山、青天的热爱、向往、信仰与崇拜，属于观念审美、人文审美。所以，青釉瓷的产生、成熟，本身蕴含着古代先民的一种精神理念的追求，其思想性大于工艺性，故其艺术含量也重于工艺含量。

　　尤其是宋五大名窑里的汝窑、官窑瓷，更是把古代先民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发展到极致。宋汝窑、官窑瓷是历代陶瓷里最具审美境界、艺术境界的瓷器。虽然汝窑、官窑瓷没有纹饰、没有瓷雕、没有图案，但其艺术性远远胜过那些有图案、花纹及奇特器型的陶瓷器。因为宋汝窑、官窑瓷最能体现我国古代文人包括宋代帝王的审美观。老古玩收藏家一直倡导：单色釉是瓷器里的最高境界，其实说的就是中国观念美学的境界高于西方形式美学的境界。

　　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里，投资收藏的声浪高于艺术收藏。

　　而在当代西方形式美学主导下培养出来的中国年轻一代收藏鉴赏家，对古代文人的观念审美、人文审美却比较陌生。

　　八、模式化的明清官窑彩瓷美学价值被拔高了从商周的原始青瓷到东汉的越窑青釉瓷，青釉瓷主宰了陶瓷界近2000年，直到唐邢窑白釉瓷出现，才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宋朝的定窑白瓷、景德镇窑的青白瓷和元朝的卵白釉瓷，为明清官窑彩瓷打下了白底釉的基础。当明洪武二年景德镇御窑厂开始运行，明清官窑彩瓷就受到宫廷的宠爱。尤其到了清康雍乾时期，皇帝还亲自下旨，派督陶官郎廷极、唐英等人前往景德镇御窑厂督烧官窑瓷。从此，明清官窑彩瓷把中国的陶瓷艺术推向高峰，享誉世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工艺神话。直到新世纪，在世界著名的苏富比、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卖的中国主流艺术品，依然是明清官窑彩瓷。

　　民国年间，京城的古玩大家孙流洲及弟子耿宝昌收藏、研究明清官窑彩瓷，并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分别出版了（（元明清瓷器的鉴定》及《明清瓷器鉴定》，进一步奠定了明清官窑彩瓷在陶瓷史上的工艺价值地位。明清官窑彩瓷几十年来一直是收藏、拍卖的主流，盛况空前。

　　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明清官窑彩瓷在工艺上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也预示着其艺术发展走向衰弱。比如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官窑彩瓷在工艺上到达顶峰之后，其后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的官窑彩瓷，无论器型、釉水、纹饰、胎骨、款式，几乎都是在程式化的体系里模仿清三代官窑器，少有艺术创新。官窑陶艺匠人在帝王官窑制瓷观念的控制下，失去了艺术创新灵感，他们除了年复一年地模仿清三代官窑瓷器之外，别无出路。谁都知道：评判一幅画是工艺画还是艺术画，评判一件瓷器是工艺瓷还是艺术瓷，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其个人原创性，是否体现了创作者的情感、性格、思想及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等。

　　这是艺术品的前提，反之就是通常所说的行画、工艺画或行瓷、工艺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

雍正青花龙纹盘

　　再回头看明清官窑彩瓷模式化痕迹。清后期仿古水准较高的光绪青花类瓷瓶，是模仿乾隆、嘉庆青花赏瓶的。嘉庆粉彩瓷碗主要是模仿雍正、乾隆粉彩瓷碗的。清三代仿古水准最高的雍正龙纹盘、玉壶春瓶，是模仿明永宣时期的，而明永宣的青花瓷又是仿元的。所以，与其说明清官窑瓷是一朝朝创新发展来的，不如说是一代代模仿过来的。

　　从总体上来看，明清官窑彩瓷从明永宣时期开始成熟，到清康雍乾三代进人辉煌时期，其成功主要在于其工艺性，在于其工艺装饰表现手法的繁荣，而非个性化、情感化、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的进步。如能认识到这一点，对重新评价明清官窑彩瓷在陶瓷史的地位是非常有意义的。

　　九、匠气的明清官窑彩瓷为何少有人对其开展艺术评判明清官窑彩瓷发展到乾隆时期达到顶峰，定格为一种权威的宫廷陶瓷语言，闪出辉煌的宫廷之光，也宣告美学上的黯淡，更预示着以后陶瓷艺术将走向衰弱，这是最常见的艺术分析。绚烂之后归于平淡，这是高妙的人生境界。绚烂之后归于平庸，那就是可悲可叹的陶艺状况了。试看清嘉道同光时期的彩瓷，除了模仿清三代官窑彩瓷的亮光余韵外，还曾创造过多少精彩的新彩瓷？只是到了清末民初浅绛彩工艺出现后，王廷佐（少维）、程门、金品卿及景德镇的珠山八友们才完成了从国画家到陶画家的历史转变，把充满灵气的文人画艺术元素重新融人陶画里面，景德镇的陶画艺术才又有了一线生机。

　　明清官窑彩瓷在工艺上的成就是享誉天下的，尤其是明清时期输出到海外宫廷的彩瓷，至今仍作为中国陶瓷文化的象征被无数海外鉴赏家赞赏。2003年，笔者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夏宫博物馆看到的几件清康熙五彩花瓶仍完整如新，那种“中国瓷器”情结依然令人心醉。如今，世界上最著名的苏富比、佳士得拍卖公司在上海年年举办的艺术品拍卖预展，最引人注目的依然是保存完好的明清官窑瓷器。作为中国古代宫廷贵族赏玩的瓷器，作为当代富翁追捧的瓷器，明清官窑彩瓷依然魅力无穷。

　　然而，一旦离开了充满商业气息的拍卖坛，离开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元一件的价格官窑瓷背景，中国当代大多数艺术批评家们就会对作为纯粹工艺品的明清官窑彩瓷保持相对沉默，不会像评判距今5000年充满艺术灵气的马家窑彩陶、距今近2000年的汉画像砖及青釉陶器、距今800年的两宋字画瓷器那样神采飞扬。在当今海内外艺术品拍卖界，一件陶瓷艺术品的工艺价值是与其经济价值成正比的，即工艺价值愈高，其经济价值也愈高。

　　如“青花釉里红釉”，火候太低青花烧不艳，火候太高釉里红会烧成黑色烧飘掉。釉里红斗彩瓷、青花瓷、五彩瓷昂贵，也是这个道理。不过对于艺术批评家而言，评判一件陶瓷器，更看重其艺术性，而不是工艺性，即看这件陶瓷器是否蕴藏着陶艺家个人独特的艺术灵感、艺术构思，是否散发着陶艺家个人的艺术才情、艺术语汇。

　　如从这一艺术评判立场出发，几乎每一件纹饰都不一样的马家窑彩陶、宋磁州窑枕罐、明清文人绘民窑青花瓷盘等，都独具艺术个性，其艺术价值相对就高。而以帝王意志、宫廷赏瓷观念制约生产出来的明清官窑彩瓷，其工艺价值极高，其艺术价值却相对较弱。中国当代不少艺术批评家们对明清官窑彩瓷保持沉默，原因就在于明清官窑彩瓷工艺性太强而艺术性太弱，而更弱的则是隐匿在明清官窑彩瓷后陶艺匠们被扼杀的陶艺灵感、陶艺气质、陶艺精神。

　　此外，作为中国明清宫廷艺术的代表—明清官窑彩瓷拍卖价动辄数十万元、数百万元、数千万元，很少有人会直率地对单一作品作纯粹的艺术批评或对其整体作美学评判。瓷器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而明清官窑彩瓷又是中国瓷器工艺的集大成者，瓷器发展到达顶峰时期的代表作品，这就是不喜欢明清官窑彩瓷的历代文人艺术家们也没有对其展开系统的、深刻的、尖锐的艺术批评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

　　中国明清官窑瓷里的工艺结品早已被世界认同，但中国历代民窑瓷里的艺术成就我们认识得还比较少、比较浅，所以古陶瓷学术界是应该深刻反思的。

　　十、如何重新认识民窑瓷与官窑瓷如何重新认识民窑瓷与官窑瓷？这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的起点，重新研究民窑瓷和官窑瓷各自不同的生产发展社会文化经济背景，以及各自不同的审美方法。

　　民窑瓷，来源于民间、流通于民间，故其艺术创作更生动、活泼，更具有浓郁的民俗气息。因窑场管理体制的宽松，也使陶艺家们创作时更趋向艺术个性化，使其作品更能透映出那种原始窑火燃烧出来的陶艺精神。

　　官窑瓷，来源于御器厂，并进人宫廷，故其艺术创作更严谨、呆板，更具有浓艳的贵族气息。因窑场管理体制的严密，也使陶艺家创作时更趋向工艺的共性化。故其作品更强调视觉美感，其模式化的工艺更多的是束缚人的艺术创造力。

　　再从经济价值上来看，官窑瓷精品创造的一个个千万元的拍卖天价是与世界艺术品拍卖行情接轨的，今后还将逐年攀升，这是令人欣喜的。但随着人们对民窑瓷精品艺术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宋代以前包括宋的民窑瓷精品，如两晋越窑青瓷、唐邢窑瓷和宋耀州窑瓷、龙泉窑瓷、建窑瓷、吉州窑瓷、磁州窑瓷，也将会创造出一个个拍卖天价，这是完全可以预测到的。因为宋及以前的民窑瓷精品，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其存世的稀有量，决定其有无限的投资收藏升值潜力。

　　随着世界性返璞归真的潮流，原始的陶艺精神会震撼更多的人的心灵。随着艺术品收藏投资者品位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历史悠久的艺术品会越来越感兴趣。那么高古民窑陶瓷精品，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收藏家的青睐。

　　所以，我们提出重新认识民窑瓷与官窑瓷，这不仅是历史、人文层面上的学术研究命题，也是一个投资拍卖发展上的经济命题。

2、古瓷器如何判断官窑民窑，铭文款识鉴赏官窑民窑

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衍生品种。

一、古陶瓷铭文款识起源

中国是陶瓷古国，一万年前华夏先民已经创造性地制造和使用陶器。在新石器时代，创造了著名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等，生产出了红陶、灰陶、白陶、黑陶以及彩陶、彩绘陶。商周以后，许多陶器上不仅有纹饰精美的艺术品，而且上面还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符号，出现了最早的铭文款识。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陶片上的文字符号至今无人辨识。

随着青铜器的出现，在鼎彝礼器上刻铸铭文的现象更为普遍。于是便出现了“铭”这种记述性的文体，将“铭”刻记于青铜器上，表达称颂和警示之义，同时出现了“款识”这个词汇。款识就是刻于鼎彝上的文字。如若细化，款是阴文字凹入者，识是阳文字凸出者。总之，款识即古代器物上的文字。如果说青铜器的使用仅限于国君和贵族，那么原始青瓷的出现则弥补了当时青铜原料和冶炼技术的不足，青瓷的生产和使用开始走向社会的各个层面。青瓷模仿青铜器的器型和纹饰也留下了许多铭文款识，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汉魏六朝到唐宋，瓷器烧造形成了“南青北自”的局面，釉下彩的出现，瓷器生产的增加，纹饰和款识也更为丰富多彩。特别是到了元、明、清时代，青花瓷的出现和大量生产，在世界陶瓷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白地青花幽倩典雅，绘画书法熔为一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派和风格，绘画内容、铭文款识更是百花齐放，受到国内外各个阶层人们的喜爱。本文所着重探求的正是青花瓷上的铭文款识。

二、铭文款识出现在陶瓷上的功用

铭文款识出现在陶瓷上，最初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后来渐渐发展为记载制作该器物的时代、地域，或者是器物的编号、工匠的姓氏等，再后来铭文内容更为丰富，作为纪年、宫室、官府、堂斋、作坊等的标记，以致文字越来越多，吉祥用语、名人的诗词歌赋乃至整篇文章都有刻写在陶瓷上者。汉文字、少数民族文字和外国文字在陶瓷上都先后出现了。在一些民窑产品上，还出现了最古老的广告浏。有些款识不仅作为一种陶瓷上的附属物，而且以文字组成了一种装饰，也有以图案代文字的款识，就更具有装饰效果。这也为不同时代、不同器物、不同窑口的陶瓷产品打上了不同的烙印，其中铭文款识是最重要的烙印。在考古学上，陶瓷上的铭文款识是重要的断代依据，是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以及政治、文化、艺术、工艺、民俗等的重要参照物。在今天也是我们研究中国物质文明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就陶瓷鉴赏本身而言，铭文款识是鉴定古代陶瓷时代、窑口以及辨识真伪的重要根据之一。专家学者们正是通过对各个时代器物上不同款识铭文的内容、书法、结字、书体的特征，结合烧造工艺、胎釉、纹饰等不同特点，综合进行古陶瓷鉴定的。所以，古陶瓷上的铭文款识，不仅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所重视，更为古陶瓷鉴定家、收藏家乃至书法家所重视。

三、铭文款识内容及分类

古陶瓷上的铭文款识历史悠久，纷繁复杂，本文重点研究元、明、清时期用青花钴料所书写的铭文款识资料。根据青花铭款在瓷器上题写的内容和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姑且分为纪年款、堂斋款、宫室款、王府款、人名款、吉言款、诗文款、图案款、供奉款、广告款、寄托款、仿印款等十余类，并分门别类加以探讨。

(一)纪年铭款

纪年铭款是表明该件瓷器烧制年代的标志性铭款，是考古和文物鉴定中对古瓷断代的重要依据。具体可细分为四种标识法：

1、帝号年款。专以皇帝年号为纪年的铭款，元代“至元”青花款为早期纪年款。以后“永乐年制”、“大明宣德年制”、“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同治年制”等等纪年青花款大量出现。瓷器烧造时间可精确到朝代和执政皇帝统治时期的几年到几十年之内。

2、干支纪年。用中国特有的天干十个字“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与地支十二个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两两相叠，六十年一个“甲子”，周而复始的纪年，来标识瓷器制作年代。这种方法可将制瓷时间精确到历史上的哪一年。如“乙已年制”、“大清丙午年制”等。

3、朝代年款。这种纪年只书写朝代，不写皇帝年号，如“大明年造”、“大清年制”等等，时间范围跨度较大。这类铭款多书写于民窑瓷器上，窑工只知身处什么朝代，并不清楚改朝换代的情况，不清楚什么皇帝“驾崩”或即位，干脆只写朝代纪年，大体不会出错。

4、随意年款。这种年款不是刻意标明该瓷器制作的年代，而是表示私人定制、佛前供奉、诗文题字的时间，所以随意性较大，可以将朝代、帝号、干支、月日杂题于一起。如“祟祯丙子科置”、“万历丁丑年造”、“大清乾隆二十八年秋月吉立”等等。

(二)堂斋铭款

堂斋款多为古代达官贵人、知识分子专以自己宅第中的厅堂、书斋之名订烧的瓷器上的铭款。这种铭款是考证瓷器所属主人身份的一种依据。从日前掌握的资料看，明嘉靖以后，在民窑青花瓷器上出现以私人堂斋铭订烧的瓷器。如明代的松柏草堂、芝兰室、青萝馆、丛菊斋、雨香斋、白玉斋、博古斋等等。清代的堂斋款更为流行。堂斋铭款的出现，不仅有民窑青花，也有官窑青花。较有名者如中和堂、吉庆堂、慎德堂、退思堂、百花斋、玉兰斋、容斋、大雅斋、天禄书斋、杏林轩、彩云轩、水云居、竹石居、文山阁、云苍阁、古香书屋、浴砚书屋、文石山房、九畹山房、椒声馆、妙香馆、萃文苑、听松庐、挂月山庄、百福楼、东略园等等。

(三)宫室铭款

多为官窑或官搭民烧窑，为皇宫和皇家园林烧制的青花瓷专用品上的铭款。如青花铭款“养和堂”、“澹宁堂”，为圆明园的养和堂、澹宁堂陈设器：“体和殿”、“储秀宫”、“长春宫”，“乐寿堂”、“华滋堂”等皆为清代皇宫的宫殿名下的专用瓷器铭文。

(四)王府铭款

为皇宫专门机构和王公贵族在窑厂订烧的瓷器上的铭款。其中有官窑也有民窑。这种铭款在宋元时期即已出现，如宋代定窑的“尚药局”、“尚食局”、“五王府”；元代的“枢府”等。到明清时期王府订烧陈设瓷、日用瓷之风更盛。在器底常用钴蓝楷书写“×府佳器”、“×府上用”、“×府造用”、“×府置用”、“×衙记”等。

(五)人名铭款

这类铭款可分为：陶瓷作坊主人、陶工人名；督陶官员名；订烧者姓名。第三类铭款多与其他款识结合使用，如为何事体××人供奉、××人供养之类。前两类人名款明清以后出现较多。如正德“何玉清造”、嘉靖“陈守贵造”、清代“唐美敬制”等等。这类铭款的出现，使烧制瓷器的工匠和督陶官吏的姓氏保留了下来。这在当时有两种作用：一为瓷业竞争，书写自己的名字以保持自己的品牌不被人假冒；第二种体现了古瓷制作质量的责任制。

(六)吉言颂语铭款

陶瓷上的吉言颂语款可谓内容丰富、历史悠久。在明清青花瓷器上更是普遍应用。以吉祥美好的言词，书写于器物之上，既是对幸福的祈求，也是一种书法的展示和瓷器的装饰。比如常见的有“福”、“寿”、“喜”、“贵”、“宝”、“吉”等单字款；有“美器”、“玩玉”、“积善”、“雅玩”、“福德”等双字款；最多的是四字吉言款，如：“金玉满堂”、“天下太平”、“长命富贵”、“长春同庆”、“三元及第”、“万福攸同”、“国泰民安”、“福山寿海”、“吉祥如意”等等。另外还有六字句、八字句等多字句的吉祥语。

(七)诗文铭款

用唐诗、宋词、元曲和名人辞赋作为一种装饰，书写于瓷器上，让人既可欣赏诗文内容，又可欣赏书法艺术。在唐代的长沙窑、宋元磁州窑瓷器上常用这种铭款进行装饰。明清时期又有新的发展，诗句常作为青花山水和人物、花鸟纹饰的题字，使诗书画融为一体，更具美感和艺术性。如青花花鸟画中画一片秋叶、灵石，上题“一叶得秋意”、“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青花山水纹饰上题以“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仕女人物纹饰上题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高足杯上题“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等等。更有一些青花笔筒等瓷器，上边书写长篇的辞赋。如诸葛亮的《出师表》、苏轼的《赤壁赋》、王羲之的《兰亭序》、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等。

(八)图案铭款

图案铭款又称之为花押、记号、花样款，广泛书写于晚明到清代的民窑青花器物的底足部。这种非文字的图纹作为标识，有两个作用：一为该类瓷器制作作坊的特有标志，别家切勿仿冒；二是起到了一定的装饰作用，为更多的消费者所喜爱，因此，销路更好。其形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1、花押式款。具有汉人印章和元人花押特征的独创纹饰款。这种纹饰为方形或近似菱形，有边框，内部以线条分割几部分，分别以不同弧线、直线组成，除当时作坊内部人外，有一些今人已很难推测其内涵和寓意。

2、简笔花鸟图案纹饰。多以简练的线条在器底绘以植物叶、寿桃、海棠、灵芝、蕉叶、兰花等，动物风、鹤、鹭、兔、螭、龟等。

3、宗教寓意纹饰。这类标识是以道教和佛教的标志物、常用物、吉祥物为内容，简笔画出，让人一目了然。如道教标志有八卦图、太极图，如八仙的手持物有芭蕉扇、宝剑、葫芦、阴阳板、花篮、渔鼓、竹笛、荷花。佛教标志物八吉祥及杂宝类物品，如法轮、法螺、宝盖、宝莲、宝伞、宝罐、双鱼、盘肠、方胜、犀角、珊瑚、钟磬等。

4、以美好寓意吉祥如意之物作为纹饰。这方面有文物博古、笔锭如意、鸣风在竹、古鼎熏炉、花架盆景、琴棋书画、银锭双钱、蝙蝠云头等。

5、似字非字的符号和变体篆书纹饰。

(九)供奉铭款

供奉铭款是宗教信徒为求神灵保佑施舍给道观、寺庙中作为供奉器上的铭文。这种供奉器为订烧之物，其上铭款宋代始现，元以后流行。铭文一般包括神灵名、施舍者姓名地址、施舍时间、供奉目的等。如供养于“观音大士前”、“释迦牟尼佛前”、“关王大帝前”及道教“金录大醮坛”等。供养器物多为香炉、花瓶、烛台等神前供奉之物。较为著名的典型供奉款为元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象耳瓶上的铭文：“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北。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台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祀，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拱”。所记供养人姓名、籍贯、乡里、施舍物品及数量、施舍年月、供奉寺庙和神灵甚祥。

(十)广告用语铭款

这是制瓷作坊主人为推销自己的产品所书写的宣传文字。唐代长沙窑瓷品上开始出现，一般标铭为“张家”、“何家”、“吴家”、“杜家花枕”等姓氏记号，也有写上广告词的：“丁大刚作瓶大好”、“郑家小口，天下第一”，也有标上此器价目的“价钱册文”。在明代民窑青花瓷上，竟有“此碗大好”的广告语。

(十一)仿图章印记铭款

明清时期，在瓷器底足上出现了印章式的铭款。“康熙御制”四字正方形，外粗内细双框，字体为方正宋体字。到雍正时，又出现四字款“雍正年制”、六字款“大清雍正年制”，形成仿篆刻印章形式，而无边框字体为铁线篆。乾隆以后，这种篆刻款形式更多，而多无边框。书法有的工整，有的较草率，较草者当为仿款。至于民窑伪托款则更草。嘉庆、道光皆有这种手写的图章式篆书铭款。这种篆刻形式款识的出现与当时文人书画和篆刻学的兴盛不无关系。其特点和作用十分明显，就是不仅作为朝代年号标识，而且起到很好的书法装饰作用。

(十二)伪托铭款

伪托款又叫寄托款、仿写款，是在后朝代的器物上书写前朝代的铭款，其中最常见的是景德镇青花仿写的纪年款。自明成化年以来，伪托款屡有所见，至今已有愈演愈烈之势。伪托铭款的出现有两种情况：一是官仿官。皇宫贵族发思古之幽情，寄好古之心意。清代景德镇官窑精心仿制前朝代的官窑精品，以作为自己陈设雅玩或赏赐之用，并非以获得暴利为目的。所以对这类铭款称之为寄托款也未尝不可。二是民仿官或民仿民。民窑大量仿写以前朝代的官窑款和民窑款，与社会上的收藏古玩之风日盛有关，目的是为增高其经济价值，卖出好价钱。这类铭款可谓冒牌货，故可称之为伪托款。伪者，假也。伪托或寄托铭款的大量出现，在陶瓷领域造成一定混乱，给收藏和鉴别瓷器真假带来很大的麻烦，给骗子蒙人也创造了机会。当然，民窑瓷器上的伪托款，字体潦草不规范，较易识别，而官仿官瓷器，不仅从器型、工艺、纹饰，而且铭款皆惟妙惟肖，就很难辨识。如果说古人仿写前朝铭款还是以笔摹写的话，现代仿品上铭款文字可采用高科技手段，更是以假乱真。

四、铭款文字形式类别

青花瓷铭款的文字形式最为丰富多彩，大体可分为汉文字体、少数民族文字、外国文字三类。

(一)汉文字铭款。

在青花瓷上汉文字铭款占主要地位，这是因为瓷器是中国发明的，青花瓷被誉为中国的“国瓷”，而且大部分是景德镇生产的，景德镇又是元、明、清官窑的所在地。汉文字在瓷上的书写形式有各种书体，但仍以真、草、隶、篆居多。

1、真书铭款。真书又叫楷书。明清时期，楷书是瓷款的主要书体，特别是官窑纪年款，要求庄重大方。款字以唐楷为多，在清代同时使用宋体字。

2、草书铭款。和真书相比，草书在表现形式上更加灵动，笔墨酣畅，艺术性更强。在元末明初的青花瓷碗心常用草书写以“福”、“寿”、“禄”等吉祥语。清代青花山水、花鸟、人物画，有的用行草题字，这些草书款可作书法欣赏。

3、隶书铭款。在明初民窑青花瓷上，开始用隶书题写铭款，有“福”、“禄”、“寿”等单字款。清代亦有用隶书入瓷款者。

4、篆书铭款。青花瓷上篆书款的使用自明永乐始，在压手杯内心书以“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以后有宣德、弘治、万历等用篆字书写纪年款：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各朝皆有以篆书入铭款的情况。

5、变体文字。少数地域性文字，由于应用范围小，对这类文字，今人多不识。

(二)少数民族文字铭款。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又出现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故在瓷款铭文上留下少数民族文字是不足为奇的。在青花瓷上铭款，据现有资料看有以下几种：

1、八思巴文。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聘任西藏喇嘛教僧人八思巴采用藏族字母所创制的拼音文字，于至元六年(1296年)始颁布推行，仅用于官方文信上。由于难记难写难拼，不够成熟，难于表达思想，社会上仍然使用汉字。所以八思巴文没能普遍应用，元亡后，也就不用了。在瓷器上作为款铭的则更为稀少。仅用于元龙泉模印款，少数青花瓷外底书写八思巴文款，以作装饰用。

2、蒙文。元代以后，明清时期在青花瓷上书写的蒙古族文字。

3、满文。1644年清代顺治当朝以后，到康雍乾三朝成为盛世，也是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为了巩固统治，笼络汉人，所以一直使用汉字，满文在官方文书上与汉文并用。故陶瓷上的铭款仍以汉文为主，满文偶一为之。青花上使用满文的铭款，多为满人贵族订烧，所以十分稀少。正因为少而显得资料弥足珍贵。

4、藏文。青花瓷铭款上的藏文款，内容有佛经、六字真言等。多与宗教、寺庙相关。作为赏赐西藏王宫的官窑瓷器上，书写有藏文。

(三)外国文字铭款

自元代以后，由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的兴盛，外国商人到中国订烧瓷器，或由于中国商船进行海外贸易的情况不断增加，为适应国外的需求，在青花瓷器上书写外文的情况逐渐增多。

1、阿拉伯(波斯文)文铭款。从明代早期始，中国的回族商人到阿拉伯(波斯)地区经商，阿拉伯商人到中国内地贸易，瓷器是一大宗输出商品。根据阿拉伯民族和宗教的需求喜好制作的瓷器，特别是以阿拉伯文书写铭文的青花瓷大受欢迎。其中正德年的青花瓷上，铭写古兰经文、经旬的瓷器更为典型。

2、蓝查文。蓝查文是古印度文字，梵文是在它的基础上创制的，明代青花上始书，清代亦有少数官窑器上书写蓝查文。

3、梵文。梵文是佛教书写经文或咒语的文字。明、清皇帝笃信佛教，故在青花瓷上多有反映。

4、其他国家文字铭款。明清之际随着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增多，为适应欧洲市场需求，或按客户订烧要求，在青花瓷上书写西洋一些国家文字的铭款也随之多起来。这些出口瓷在国内发现较少，主要为国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

五、铭文款识的装饰

陶瓷的铭文，最早是文字符号，然后是单字、双字，刻画在器物的外壁上，比较简单，无需什么装饰。随着陶瓷器型的增多、工艺水平的提高、审美情趣的提升、书法艺术的大众化，对陶瓷铭款也出现了装饰性的美化。

(一)铭款书写于纹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