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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航：1、康有为怎么去世真实原因：康有为是怎么死的？2、康有为怎么去世真实原因，康有为的墓地为什么被毁了1、康有为怎么去世真实原因：康有为是怎么死的？
历史上的康有为是怎样一个人？康有为的思想主张是什么？康有为最后是怎么死的？本文来说说康有为的故事。
康有为历史简介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
康有为的政治举措有哪些？
维新实践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于同年十一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康有为闻讯极为愤慨，四月初，康有为约同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用一日两夜的时间，起草了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请求光绪帝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虽然书未递上，但这一行动在知识界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称“公车上书”，它标志着维新思潮渐变为政治运动。七月，筹设北京强学会，得到光绪帝和帝师翁同龢的支持。
九月，赴上海，设上海强学会，翌年仍在广府学宫万木草堂讲学，他撰写多年的《孔子改制考》完稿，该书借“素王改制说”把孔子描述成“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又附会《春秋公羊传》“通三统，张三世”之说，认为历史发展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不断改革进步，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保皇立宪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不忘改良，组织起这个改良派政治团体。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以保救光绪、反对慈禧和抵制革命为宗旨，陆续在美国、墨西哥、中美、南美、日本、南洋等地建立组织，共建总会11个，支会103个，设总部于澳门。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喉舌，宣传君主立宪。
创办报刊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康有为的思想主张
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
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中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康有为的小故事
古玩丑闻
在《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中，梁漱溟披露了康有为两件关于古玩的丑闻：一件是，康有为在陕西西安的卧龙寺参观时，将寺中多卷珍贵的古版佛经装到他的骡车上试图盗走，后被人发现并追回。还有一次，康有为向银行家余凡澄“借”一幅十分名贵的字画，试图据为己有。余凡澄多次讨要不得，便不得不派许多人到康家强行索回。
牛教问答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初，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讲学。当年开春三月，康有为从桂林由陆荣廷的老上司、师爷唐景崧、岑春煊的介绍前来明秀园拜会陆荣廷，期间在园内的“别有洞天”亭中举行了私人宴会。一次酒过三巡，康有为抬头看着亭子支架上挂的书有“别有洞天”的牌匾，打趣地问道：“‘洞天福地’是道教徒的热门术语，您到底信道教，还是信佛教？”
陆荣廷也望了望那块牌匾，摆摆手笑道：“我既不信道，也不信佛，就是当地人信奉的师公，我也不信！我只信牛教！”康有为感到奇怪，忙问：“世界上哪有什么牛教？！这到底是什么宗教呀？”陆荣廷郑重其事地回答：“牛教呀，是我陆荣廷在龙州时创造的。”康有为更感诧异地用广东话问道：“您创造这牛教，点解呢？”陆荣廷又哈哈大笑了起来，哼了一首壮语山歌做解释。
康有为洗耳恭听，莫名其妙，又用广东话说道：“唔知！唔知！”陆荣廷接着也用不甚标准的广东话说：“有乜嘢难知嘅！”然后马上用柳州话接着说：“这首山歌说的是：牛有四个胃，体壮力很强，干生全咬碎，消化不慌忙嘛！”康有为哈哈笑了起来，说：“这是民间歌谣，不是什么宗教嘛！”
接着，陆荣廷脸色有点严肃，一本正经地说：“说实话，我陆荣廷是个大老粗，世界的事懂得少，什么宗教不宗教，我一窍不通，我只看到农民养的耕牛本事大，干草、枯草、嫩草、老根一起吞下肚子里去，饱了就蹲在树荫下慢慢再吐出来，七咬八嚼，再吞下肚里消化它，不也有力得很吗？”他停了停，接着说，“孙中山先生派人来找我，教我实行三民主义；梁启超前不久也来找我，叫我搞什么造反主义；现在您来找我，教我大搞什么改娘主义。”
遗诏谎言
康有为身上有一个大谎言，就是所谓的“衣带诏”。此衣带诏是光绪会见杨锐时写给杨锐的，上面有“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等语。后来康有为说，是他受此“衣带诏”。他以为诏书上提到的人都已死去，死无对证。
他想不到的是，杨锐被杀后，他的儿子杨庆昶趁扶柩回四川，缝到四川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老家，后来又拿出来。皇帝的手书，是铁证，伪造不了。“衣带诏”之事大白于天下。但是康有为却逃到海外，以“衣带诏”等事欺世而盗名，敛了很多财。
中日合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提出了荒唐的“中日合邦”。康有为早在《自编年谱》中并不讳言：“（我当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同时，康有为还曾让其心腹杨深秀向光绪上奏，建议“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较明确透露“合邦”之具体内容者，乃康党骨干宋伯鲁之奏折。奏折称：“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
所谓“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意即参与“合邦”之国，其现存政府架构完全作废，须另由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选百名外国顾问，全面接管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一切事务。
晚年婚姻
康有为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大惊，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先生。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
民国七年（1918年）春夏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做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康有为泛湖闲游，忽见一位妙龄女郎在浣纱，疑是西施再世。
经打听此女叫张光，年仅18岁，尚未婚配。康赶紧托人提亲，张家见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坚决要求和媒人尽力撮合之下，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民国八年（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
2、康有为怎么去世真实原因，康有为的墓地为什么被毁了
小蓬仙馆是何人所建，历来众说纷纭：一说是道教羽士集资兴建；一说是康有为的祖父所建。尚有一说是曾任两广总督的叶铭琛奉父命所建。据有关部门和人士近几年的考证，小蓬仙馆应是康有为的祖父所建，以仙馆为名乃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以示高雅脱俗。
前段时间闲来无事读了几篇关于康有为的作品，笔者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大部分后世作者都觉得康有为君子之名名不副实。在读了这些文章后笔者也感觉，康有为似乎偏离了正派，他的行径更像是一个“骗子”。
每逢社会处于革命热潮之中，总有一些这样的家伙，肚子里有些墨水，脑子里有些见识，能力也有一些，但是，为人处事均站在己身利益考虑，且自私自利的很，为了某些目的捏造事实，甚至，编撰假史。
这样的人，虽然，会在短时间内收获声名，但是，时间一长，目光雪亮的后世史学家必会发现其中端倪，将其揭发。
康有为的大作《康南海自订年谱》十分巧妙，详实记载中，掺杂一些杜撰的假货，这样的作品在传播过程中，难免会掩人耳目，让读者脱离真相。史学家茅海建曾这样评价道：“康有为这个人的言论中有很多夸张的地方，所以，在读他的作品时需多加留心。”
在这部《自订年谱》中，康有为曾说光绪帝指示总理衙门：“若有康有为的奏折，可以让他直接送到宫里。”这在当时的制度中是绝无仅有的，康有为也许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衬托自己在光绪帝心中的地位，可是，他却忽略了在满清体制中这种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而在另一本《天公不语对棋局》中，作者也曾这样揭秘，康有为引以为豪的“公车上书”其实根本没发生过。根据康有为本人的描述“公车上书”事件发生于马关条约签订后，当时，进京参加科考的读书人纷纷写文章表达不满。
由于，当时想要表达反对声音的读书人太多，康有为便组织了一大批读书人，由他亲自执笔，写了一封奏折交给光绪。这件事康有为说得有理有据，但就是没说清具体的时间地点，这批读书人在哪里与康有为见面？而康有为又是在哪里交的奏折？这些都没有具体的证据。
那么，光绪帝真的收到这份万言书了吗？事实上并没有。读书人对条约不满为真，或许考生们组织集会请康有为也为真，但康有为却根本没将这份奏折交上去。这次事件顶多是“公车集会”罢了，根本没有“上书”这一环节。这是康有为赚取声望骗术，也是他欺骗事业的开端。
康有为说：在光绪皇帝觉得自己的安危受到威胁时，曾写了一封绝密的诏书，请求康有为帮他带出皇宫，交给变法人士处理。根据考证，这场“衣带诏事件”虽然发生过，但是，康有为却并非当事人。其实，当时光绪皇帝将这份密诏交给了杨锐，并未交给康有为。
由于，衣带诏中提到的变法人士以及杨锐均已死，康有为索性将这件事安到自己身上，替自己赚得声名。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杨锐被处决后，他的儿子将这份密诏带回家乡，后来，公诸于众。光绪的手书有极高的辨识度，自然无法作假。
真相大白后康有为逃到海外，借着此事大书特书，以“衣带诏”等事欺世而盗名，敛了很多财，沽名钓誉。其实，康有为在朝廷的地位不高，对宫中的许多规矩也不甚了解，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有许多破绽。
康有为的信口开河骗过了许多人，却瞒不过熟知清廷规矩的史学家，经不住推敲。
例如：康有为在作品中提到：“光绪皇帝某天得到一盒点心，觉得味道不错所以赏赐给王公大臣，慈禧听说后将这些点心剖开观察，看里面是否夹带了密诏。”康有为不知道，很多人都有机会与光绪皇帝会面。
如翁同飨每天都能见到光绪皇帝，倘若光绪想表达一些想法何不直言？为何要夹到点心里这么麻烦？况且，如果将密诏夹到点心中，肯定要在御膳房动手，宫中尽是慈禧太后的耳目，这样做岂不是更危险？
作为变法的带头人之一，康有为在这场改革中做出了一定贡献，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只是，这份贡献被康有为本人无限夸大。江中孝的文章《关于康有为和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问题》中说道：
“不论在革新党还是守旧派中，康有为的影响力不高，康有为本人虽然有一定学术，在朝中也有一些声望，但却非常有限，根本没办法担任学术领袖。甚至，在康有为引以为傲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所持的观点并不高明，时至今日仍无人赞赏。”
这位因篡改真相使自己名利双收的改革者，我们恐怕得给他重新定个位了。
康有为原墓在李村枣儿山，原墓碑立于1929年，但是，在1966年，康有为墓被毁了，后来，青岛市政府重建康有为墓，墓志铭：“公生南海，归之黄海，吾从公兮上海，吾铭公兮厉沧海，文章功业，彪炳千载。”这样言之凿凿的墓志铭是否言过其实？
参考资料：
【《小蓬仙馆》、《康有为墓》、《康南海自订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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