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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7日，中越战争的第19天。5点多钟的时候，夜幕开始降临，突然天空中传来飞机隆隆的声音，震得我耳鼓生疼，好像就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着，天是灰暗的，云层也很低，抬头看天上什么都看不到。这时解放军的高射炮响起，一串串炮弹带着火光冲天而去，天空都打红了，最后飞机的声音消失了，枪炮声也停止了……大地又回归到静静的夜里。
作者在越南战场
这是越南战场上的一个小插曲，却也是一件很罕见的事，因为当时在越南的天空，我们很难看到越军的飞机。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直到多年以后的一次聚会。
2019年3月23日，我们三个同一个单位出去当兵的战友，李庆洪、陈桂生和我相聚顺德大良，这时我们又谈起关于越南飞机过来的事情。在这里呢，陈桂生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他就是高炮营的高炮手。
陈桂生说：1979年3月9日那天，部队正在回撤，在越南复和县驻扎下来后，因为大家都以为要回国了，心情都很放松，警惕性也有所松懈，没有之前那么强烈的敌情观念了。所以到达驻地之后，大家都穿着大裤衩笑嘻嘻地在鱼塘里抓鱼，在小溪中洗澡或者是搞晚餐吃。这时候，突然天上传来了飞机隆隆的声音，我们高炮营的兄弟们立即就从鱼塘里或小溪中赶紧往自己的炮位上跑。
我们连有高射炮六门，大家进入炮位紧张地操作起来，只有三门高炮对准敌人的飞机，其它三门高炮还没有对准就乱打一通，只见一串串的炮弹带着耀眼的弧光就往天空上飞去，打得飞机周围噼里啪啦地响，我们甚至能看见炮弹打到飞机下方炸开的亮光，但是就是没有能够把飞机打下来，因为我们用的是平常的炮弹，没有装穿甲弹，所以根本就没有对飞机造成威胁。
因为在打仗的时候，我们高炮主要打的是敌人的火力点或者是山洞，所以用的全是普通的炮弹，根本就没有装穿甲弹，再就是整个战争中制空权己被我军掌握，谁也没想到越南人居然在这个时候会有飞机过来。机会瞬间即逝，等到我们换上穿甲弹时，越军的飞机已经从我们眼前溜掉了……在我们炮阵地周围有好多步兵，在看见我们炮兵打飞机，但是没有把飞机打下来，他们就在嘲笑我们，说我们炮兵没用，连个飞机都打不下来。是的，当时真的太丢人了。
听了陈桂生的讲述，我也哈哈大笑起来，跟着嘲笑他。
这时，李庆洪(124师侦察兵) 慢悠悠地开口了：你们当成笑话，我们可不是这么看的。我们也看见那架飞机了。
那天我们124师侦察大队正好在越南复和县外4公里的一座山上搜剿残余越军，突然有一块石头从山头上面掉下来，出于侦察兵的本能反应，我们马上抬枪朝上面扫射。随之就看见一个越南女兵掉下来，子弹在她大腿间穿过鲜血直流，卫生兵立即给她包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山顶上出现飞机，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这是苏联的安型运输机，是苏联提供给越南空军的。大家马上抬起枪就打，飞机急速躲避，沿山谷飞走了。
因为解放军完全掌握制空权，我们在越南战场上从来没见过越军的飞机，特别这种运输机对越南来说是相当宝贵的，可是却冒着被击落的危险，出现在解放军的控制区域，事出反常必有妖。你们说，这种大型运输机突然出现，难道是来送死？绝对不是。肯定是越军有重要人物在复和县附近，飞机是来给他空投补给的。
所以我们立即沿着飞机的飞行线路进行了搜查，果然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越军的指挥部，还有高级将领的军服，就立刻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上级。后来审讯被俘的越南女兵以及通过其他情报得知，果真没错，那个越军山洞指挥部里躲藏的是越军346师师长黄扁山。高平的越军346师被我军打垮后，师长黄扁山没有被抓住，但是他也没能逃出去，所以只能往山里躲。这个黄扁山很聪明，他没有试图往南逃，而是往解放军进攻过来的东边山里躲。也许他想着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
在得知这个情况后，124师马上调集部队对周围的山头进行搜山抓捕。我们的搜山部队好几次找到黄扁山躲藏过的山洞，而且山洞里的情况显示，黄扁山刚刚逃离，可惜每次都擦肩而过。一来山高林深，二来因为我们也要回国了，最终放弃了搜索。这个黄扁山真是福大命大，硬是没有被发现，直熬到我军撤军回国，最终幸运逃过一劫。
真是太可惜了。
听完了李庆洪的讲述，我们两个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侦察兵和我们一样看到了飞机，想到的却完全不同。
2、1979年中越战争，1974年中越战争
1979年3月，中国解放军胜利班师，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东南亚地区稳定乃至世界和平都得到了强有力的维护。
喜悦的心情昂首阔步从闷热潮湿的雨林抵达昆明的大街小巷，抵达九亿中国人的心头。
同年，在河内广播电台依旧播放着“反北”歌曲的时日，自称意在“表扬强化人民之间和平的人士”的国际列宁和平奖颁发给了越共中央黎笋。
战争的蓄意挑起者获颁和平奖，越南街边眼神哀怨的妇女儿童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
黎笋，一个毁誉参半的政治人物，有人说他是“越南人民的儿子”、千古功臣，有人说他是不讲道德、野心勃勃的历史罪人。
关于黎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自有更多的研究者会给出答案，不过，隐于黎笋身后的家庭似乎也值得我们讨论一二，他的两任妻子、三子四女究竟是怎样的人？
因为黎笋，他们得到了什么？命运是否有向他们讨回欠款？在1979年中越战争结束后，他们的人生是否也会交给“和平”来书写结局？
越南黎氏是越南第三大姓，人口众多，黎笋的第一任妻子与他同姓，小他两岁，却比黎笋多活了二十年，不得不说这是黎氏霜自己的修为。
黎氏霜为人低调，与黎笋野心勃勃、激进热情的个性有着鲜明的对比，她尽己所能地退到是非争端之外去，守着自己与黎笋所生的四个孩子默默生活。
1929年，黎笋与黎氏霜在老家成婚，黎笋出生自普通农民家庭，他当时是一位铁路工人。
他们结婚的前一年，黎笋参加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投身共产主义，这位激进青年的妻子忙于怀孕生子、操劳家务，对于丈夫在做什么，她是不多言、不多问的。
黎氏霜与黎笋的第一个孩子黎罕出生在他们结婚的第一年，黎罕两岁的时候父亲黎笋被捕入狱，法国殖民当局判处其20年徒刑，七岁时黎笋才出狱，继续从事革命事业。
在黎氏霜与黎笋婚姻存续的二十年间，黎笋不断被捕入狱，不断被判处重刑，不过黎笋没有坐20年的牢，黎氏霜却更像是那个坐20年牢的人。
丈夫在外不知死活行踪，家里贫困艰苦，用她的平凡将四个孩子含辛茹苦地养大，然后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十个年头，黎笋娶了新人。
结婚时阮瑞娥25岁，黎笋已经43岁，在与阮瑞娥结婚后，黎笋再未坐过牢，一路平步青云，离乱留给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其所生的子女。
这四个孩子继承了母亲的平淡与父亲的才智，大儿子黎罕原是越南人民军的大校；大女儿黎氏渠性情温和，丈夫黎伯宗原为越南重工业部领导；
二女儿黎雪红是名记者，她的丈夫是名教授，曾因主持越南语教学改革而弄得沸沸扬扬，但终究是象牙塔中人；
黎氏妹1942年出生，2008年去世，是一名生物学博士，副教授。
关于黎笋的第二任妻子，常被人们叫作阮云氏或者云七姑的阮瑞娥，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似乎没那么好下定论。
媒体传得沸沸扬扬的是阮瑞娥利用化名在南方大搞走私，搜刮普通百姓的积蓄财产，腐败乱象难以遏制；
但在阮瑞娥的同事们口中，她：“毕生健脾、和蔼、以身作则、亲近同志、队友，竭尽全力为党的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阮瑞娥的家庭出身与黎氏霜不可相提并论，她是越南一份法文报纸《La Tribune Indigene》主笔的千金小姐，算得上上流社会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翻查其履历，救国妇女会会长、妇女党团书记、省委员、总编辑、妇女会会长……有着黎笋最欣赏的革命热情。
阮瑞娥还是越共报社的记者时，经由越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黎德寿介绍与黎笋结婚，婚后除了生育所必要的时间，她也始终在工作，要么与黎笋一起在南方奋斗，要么拖家带口东躲西藏，要么到苏联和中国学习。
1959年阮瑞娥带着她与黎笋的大女儿黎武英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报纸专业，回越南后主要从事报纸相关工作，后担任《西贡解放报》副总编辑，毋庸置疑，她是个强悍的女人。
黎笋去世后，阮瑞娥的强悍也始终如一，她继续插手着越南共产党内的斗争。目的是“试图维护黎笋已经受到损害的遗产”，哪怕当时她已经是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2018年10月26日晚上9点15分，阮瑞娥去世，终年93岁。
悼词中讲，她参加革命活动逾75年，72年站在党的队伍，无论在任何工作岗位，任何环境中，她“一向中坚、坚定”，她的后辈《西贡解放报》总编辑如此派评价阮瑞娥：“一位真正的革命报人、报刊经济领域的先锋者，为报界及《西贡解放报》的发展作出重大智慧、力量。”
阮瑞娥与黎笋有一女二子，大儿子黎坚成出生于1955年，在前苏联学习并成为航空工程师，后获得物理学副博士，曾任银行董事长、多家公司的董事长，拥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是越南高尔夫协会常务副主席。
二儿子黎坚中生于1958年，2007年起任胡志明市海关关长，2011年起为公安部第二安全总局副总局长，警衔为少将。
1972年，22岁的越南女留学生安妮在莫斯科恋爱了，她的恋爱对象是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教授维克多·马斯洛夫，出生于1930年，比安妮大20岁。
其实在他们这段恋情中，年龄差距已经是最不值一提的了，他们的恋爱甚至违背了越南的法律，与外国人相恋通婚被视作一种背叛行为，留学生随时可能被处分或遣送回国。但这依旧不是最令人震惊的。
当安妮沉浸在甜蜜的恋爱和禁忌的刺激中，她近乎十年不曾见面的母亲到访莫斯科，后来，人们知道了安妮的母亲是阮瑞娥，父亲是越共中央黎笋，安妮是黎笋最疼爱的女儿黎武英。
这足以让所有人倒抽一口凉气，当然，也包括维克多·马斯洛夫。在越南的黎笋也吸了一口冷气，女儿的离经叛道的恋情还是被黎笋得知了。
说什么，黎笋也要女儿回国。安妮回到越南，做回了黎笋的女儿黎武英。
大概是意冷心灰，她很快选择嫁给自己的同班同学，姓名不重要，只要他是个越南男人。
黎武英已经准备好就这样在越南过一辈子了，这样大概就能断了念想，这样大概就能不再思念马斯洛夫。
黎笋见女儿结了婚，终于安了心，让女儿继续返回莫斯科完成学业，当然，她的新婚丈夫会与她同去。
黎武英再次回到莫斯科，连她的父亲都以为婚姻可以拴住她，哪想她又变回了安妮。
当安妮与越南丈夫一起回到莫斯科后，她才发现自己并不爱这个枕边人，反而对维克多·马斯洛夫念念不忘，于是他做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决定：
在维持与越南丈夫的婚姻的同时，偷偷与马斯洛夫约会交往，重叙旧情。
这次的火烧得更旺了，安妮怀孕了，第一个孩子没保住，等到她怀上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大女儿丽娜时，她决心与越南丈夫离婚，并与马斯洛夫瞒天过海，用一份经济合同骗取了越南大使馆的结婚许可。
她远在越南的家人对此还一无所知。
她太缺乏爱了，所以见着爱什么也顾不上了，而马斯洛夫也确实是个优秀的男人，即便他不再年轻，作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是有建树的，是“马斯洛夫指数理论”的创立者，54岁时已经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直到黎笋到访苏联，父女相见，女儿向父亲坦诚了自己的婚姻状况，黎笋难以接受，想尽办法让女儿回越南，然安妮并未听取父亲的意见。
黎笋对这个女儿的宠爱无疑是他身上少见的宽容，即便女儿叛逆如此，每每去莫斯科，无论如何忙碌，黎笋也要见女儿和外孙女一面，带他们出去看马戏团和游玩，当然苏联女婿最好不要出现。
莫斯科越来越暖了，因为安妮在这儿有马斯洛夫和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也在腹中，很快就要与来到世上与父母及姐姐们团聚；
但安妮也知道，越南是越来越冷了，越南党政日益激烈，父亲处境并不明朗，为此，她甚至不愿意去条件好的苏联上流社会医院生产，担心会有人不惜一切地谋害自己，以此来对付父亲黎笋。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嗅觉自然灵敏，安妮似乎已经闻到了血腥味，但依然未能避免玉殒香消的结局。
1981年7月5日深夜，阵痛剧烈的安妮被丈夫送往医院，由于家附近的妇产医院在装修，安妮不得不住进了那所她此前拒绝入住的医院。
谁也说不清这是巧合还是阴谋。原准备陪着妻子生产的马斯洛夫忽然想起家里中风的老母和忘锁的房门，马斯洛夫从医院回家，7点，安妮产下男婴，8点，医院要马斯洛夫尽快赶回，安妮产后血崩，真的死在了这所医院之中。
安妮过世后，马斯洛夫怀疑是黎笋的政敌对安妮下的毒手，许多年后他才获知，在安妮血崩被抢救的紧急关头，医生因她是黎笋的女儿而不敢施行手术，担心手术使得安妮从此丧失生育能力，因此而遭到黎笋的怪罪。
马斯洛夫一直生活在他们原来的房子里，再未结婚，卧室里有一张安妮的遗像，永远地年轻美丽着。
他们的三个小孩都在俄罗斯长大，大女儿丽娜与家人生活在波兰，另两个小孩塔尼亚和安东郡生活在英国。
历史确实无情，哪怕是这样浓墨重彩生活过的人，也不过只有短短几行字被留下，安妮命运的悲惨还可以因其父亲的身份被看见，那些在黎笋一声令下就失去生命、失去家人的平凡百姓，他们哀怨的眼神就渐渐被时间淹没了。
颁发的和平奖不代表和平，和平应该让惨剧不再重来，让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有自己书写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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