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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2021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正式发布。
湖南四地上榜，其中株洲醴陵市排名第60位，它是长沙地区以外唯一入榜的湖南县市。更亮眼的是，醴陵与2019年相比前进31名，进步幅度居全国第二。
素来以陶瓷闻名的醴陵，近年来表现突飞猛进。深究下去，会发现它的发展路径，堪称湖南乡村振兴的样本。
8月10日，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省乡村振兴局调研，提出要积极探索具有湖湘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和模式。
△8月10日，毛伟明主持召开座谈会。
醴陵腾飞秘诀何在？
01
革命老区向百强县的蜕变
说到醴陵，人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瓷都”。从醴陵出产的陶瓷，畅销海内外，年产值逾710亿元。
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醴陵虽是株洲一个县级市，常住人口却居株洲各县市区第一。醴陵的规模工业、人口、GDP、税收分别占株洲的1/3、1/4、1/5、1/6。
赛迪顾问近日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上，2019年醴陵排在91位，2020年升至74位，2021年升至60位。两年间排名前进31名，让醴陵成为全国进步最快的县城之一，仅次于河南济源。
醴陵发展迅猛，还可见于另一份知名度更高的研究报告。
据全国县域经济专业研究机构、社会智库——中郡研究所相关研究报告，2021年醴陵经济综合发展和基本竞争力实现“双进位”，分别名列全国百强第45位、第64位。
近年来，醴陵的发展态势有目共睹。
2020年，醴陵跻身全国营商环境百强第30位、工业百强第77位、创新百强第88位；入选全国全面小康百佳示范县（市）；六项工作获全省真抓实干督查激励表彰，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提名城市。
从一个湘赣边的革命老区，蜕变成全国百强县，醴陵势头正猛。
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达哲连续两年将醴陵作为新年调研考察第一站，要求醴陵当好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排头兵。
乡村振兴，醴陵如何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径和模式？
02
发力工业经济
5月26日，毛伟明深入醴陵调研陶瓷发展，强调要不断做强优势产业，做优主导产业，做大新兴产业。
产业，正是醴陵崛起的关键。
赛迪顾问在分析报告中称，上升较快的百强县，一个共同特征是强化工业经济主体地位，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工业生产体系。
这与毛伟明在醴陵调研中提到的“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异曲同工。他在乡村振兴局调研又强调，要紧扭乡村产业“牛鼻子”。
占据株洲约1/3规模工业的醴陵，尤以陶瓷、花炮出名。陶瓷在醴陵产业基础雄厚，醴陵陶瓷学院被认定为湖南省首批现代产业学院。“十四五”期间，醴陵将力争陶瓷产业产值每年增长10%左右，用4年左右时间突破1000亿元，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
△醴陵，中国陶瓷谷。
产业的飞腾，离不开当地政府对治理能力和营商环境的重视。
醴陵先后制定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要点》《支持外贸企业十二条》等相关文件，县级领导走进企业收集问题，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发展。株洲市2020年“营商环境评价”考核中，醴陵市在全省县市区中排名第九，在株洲市所有县市中排名第一。
醴陵的下一个目标，是向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看齐，迈进以“千亿产值、千亿产业、千亿园区”为主要内涵的县域经济“千亿时代”。
03
区域融合发展
醴陵会成为湖南第四个迈向县域经济“千亿时代”的县级市吗？
很有可能。
从现状看， 醴陵已构建了特色鲜明、结构优化、富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除陶瓷、花炮等传统优势产业外，玻璃、新材料、电子信息、现代物流在蓬勃发展。此外，醴陵居民人均收入稳步增加，强县与富民并重，生产和消费端齐旺盛。这是醴陵在各个榜单中，综合实力稳步上升的基础。
从潜力看，醴陵至少面临两大发展机遇。
其一，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的长株潭一体化。
醴陵是株洲最靠近核心城区的县级市。株洲市“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构建“一核一圈一廊”区域经济格局，其中“一圈”即打造株醴都市圈。推进株醴融城，可以让长株潭一体化的成果更多惠及醴陵，对醴陵全市起辐射带动作用。
其二，湘赣边区域未来前景看好。
醴陵位于“湖南东大门”最前沿，是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24个县（市）之一。6月18日，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推进大会在醴陵市召开。担当起示范区建设排头兵，是省委赋予醴陵的发展重任。
△6月18日，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推进大会在醴陵市召开。
拥有了天时地利，醴陵还有“人和”。这里诞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拼搏奋斗的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在这里扎根，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硬仗”的优良传统在这里发扬。
抓住产业发展这个“牛鼻子”，抓住区域融合的大机遇，一张蓝图干到底，醴陵的成功，只有“阳谋”。
潇湘晨报记者 柴归 实习生甄畅
2、醴陵在哪个省哪个市，醴陵市介绍
醴陵全景图文/彭雪开
西汉高后四年(前184)，封长沙王相越为醴陵侯。醴陵之名始见于典籍。《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集解］有“醴陵侯越”。长沙王相越，历代史籍、地志，皆不言其姓。其实，他因非刘氏宗亲，故讳其姓，实姓刘，称刘越。
长沙王丞相(刘)越封醴陵侯，食邑六百户。秦汉时，“百家为里，十里为亭，十亭为乡”，管辖户口约500户左右。汉初，吕氏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侯，当为乡侯无疑。民国《醴陵县志》，亦认同此看法。
醴陵，何以名之，就县名而言，迄今为此，多引唐元丰《九域志》：“醴陵有醴泉。”明代《名胜志》：“治北有陵，陵下有井，涌泉如醴，因以名县。”明崇祯《长沙府志》、清光绪《湖南通志·名胜志》，皆沿袭《名胜志》的说法。民国《醴陵县志》及今国内各级地志，莫不沿袭此说。似乎醴陵得名，以成定论。这是值得商榷的。
醴，在古文中至少有三种说法。一为甜酒。《周礼·天官·酒正》：“二曰醴齐。”郑玄注：“醴犹体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甜)酒矣。”二为甘甜的泉水。《玉篇·西部》：“醴，醴泉，美泉也，状如醴酒，可以养老也。”三为水名，同澧。
陵，古今文中亦有多种释义。一为土石之山。《说文》：“陵，大阜也。”《尔雅·释地》：“大阜曰陵。”原指大土山，后又泛指山、陵、丘、冈等。现在泛指高隆的土山。二为坟墓。《广雅·释邱》：“陵，冢也。”《山海经》、《吕氏春秋?安葬篇》中，已有“墓设陵园”的记载。
清同治《醴陵县志卷一·沿革补注》：“按历代沿革，醴陵之名始于秦。”这是说在秦代，醴陵已置乡。其实，醴陵在置乡之前，早已存在。
醴陵，何以得名？因史料文献不载，难以稽考。但也非无迹可寻。得名当与境域内地势、物产、民族、工艺等相关。共和国《醴陵市志》：醴陵古称“山国”，历有“六分山丘两分岗，分半平原半分水”之称。县域内自古多山陵丘冈，河溪纵横，水量丰沛，气候温和，盛产稻、鱼、酒等。
南方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两处遗址的发掘，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南方的原始部落，已大量种稻，大量饲养猪、狗、水牛等家禽。从马家滨遗址发掘盛酒的器具等情况看，公元前5000年左右，饮酒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醴，为三苗、百越人，最早发明酿造的甜酒。酒的发明，并非定尊于中原夏族，南方越族及三苗族，也早在旧、新石器时期，发明了黄酒酿造技术。
《吴越春秋》中关于酒的记载，不胜枚举。可见酒早在吴越一带，已成滥觞。从原醴陵境内磨山遗址及银子园遗址地下文物考古情况看，远在新石器时代，境域内就已使用磨制石器工具，进行农耕、制陶、渔猎等活动，居住在干栏式建筑的房子里。
《株洲文物名胜志》记：今株洲地下文物考古发现，湘东地区沿湘水、浏水、渌水(漉水)、洣水、攸水等河流两岸，开始出现少量越人的印纹硬陶文化。从商到东周早中期，印纹硬陶文化，已占主导地位。这说明东周早中期以前，越人已取代三苗人，广泛地生活在这一区域。醴陵得名，与一支越人后裔，取渌水以粘糯稻酿酒，密切相关。
《楚辞·大招》中有：“吴醴白蘖，和楚沥只”的记载。说明其时的吴国的“醴”，已借助楚国“沥”的方法，酿造出了醇美的清甜酒了。《玉篇·酉部》：“醴，甜酒也。”醴，即是甜酒。至今湘东乃至湖南一带，夏季仍可一天(24小时内)，用糯米可酿制甜酒，曰“对时酒”，意思是一天一夜酿成的糯米酒。
醴陵之“醴”，应是漉水(渌水)流域古扬越人的发明，而它的源头应是乌程酒。乌程，战国时楚菰城地。东汉《越绝书·越绝外传吴地传第三》记：秦并楚，改名乌程，置县曰乌程。这说明乌程为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南巡时置县。因地域内原有乌、程二氏，善酿黄酒而得名。又传为乌巾、程林二氏所居，故名。汉属会稽郡，历代相因。清宣统三年(1911年)，改称吴兴县，属浙江省。据《舆地志》言乌程县内箬溪，夹溪生箬，沿溪“二箬皆村名。村人取下箬水酿酒，醇美胜于云阳，谓之下箬酒。”酒味“醇美”，必为黄酒无疑。乌程人有取下游清澈溪水酿酒的习惯。
战国末，楚国以吴起(？～公元前381年)为相，变法图强，南收百越，北并陈、蔡，威震秦、晋。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兴兵伐越，杀国君无疆，灭其国，尽取其地。自此，越人流散江南各地。约在此时，一支越人乌、程二氏后裔，从今江苏太湖流域南岸(今吴兴县)，迫于战乱被迫回迁漉水(今醴陵市渌水)北源源头，聚族而居，仍以善酿乌程酒而得名。
渌水，古称漉水。何以得名，应与迁驻漉水源头的乌程氏有关。漉，《广雅?释言》：“漉，渗也。”其实，“漉”为古越人常用语，晋稽含《南方草木状》：“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即漉，侯冬陂池竭时，实酒罂中，密固其上，瘗陂中，至春潴水满，亦不复发矣。女将嫁，乃发陂取酒，以供贺客，谓之女酒，其味绝美。”这“南人”准确地说，应指古越人。唐《投荒杂录》亦有同样记载。这就是今绍兴一带“女儿酒”(女儿红)的由来。
由此可见，“漉”为古越人语，是特指一种民间嫁女饮食风俗，故称之为“漉”。漉水，即为古越人在楚威王时，乌程二氏后裔命名的一条河流。
其时，乌程后裔已取漉水酿酒，沿漉水(今渌水)流域，种糯稻酿醴，形成习俗，故得名“醴”。后漉水中游，今渌水流域醴陵市转步乡古城村一带，有大村落，越人聚族依山陵而居，亦取漉水(渌水)酿酒，故得名“醴陵”。开始为村落自然地名。至战国末期以后，形成区域地名，最迟至秦始皇设长沙郡，置湘县，醴陵才成为湘县所辖乡区划地名。至此，官方才录此地名。
西汉官方文书史籍地志中，并无漉水之名。桑钦《水经》：“漉水出醴陵东漉山，西过其县南。”这说明漉水，其时属醴陵县。据江西《昭萍志略》《晋书·王鉴传》等史籍记载：今萍、醴交界处，应在江西省芦溪县古岗附近。这也佐证其时漉水北源源头“东漉山”，在醴陵县域之内。
《晋书》：太康元年(280年)五月丁卯，荐酃渌酒于太庙。渌酒是渌水(漉水)流域产的醴酒。酃酒，《湘州记》：“衡阳县东有酃湖，酿酒醇美，所谓酃酒。晋平吴，始荐于酃酒于庙是也。”西晋太康元年(280)。晋灭吴，一统天下，醴陵县和衡阳县之县官，分别进献酃、渌酒，祀太庙，庆吉祥。这就是后世所称的古代名酒“酃渌酒”。
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酒)尝献之。世称酃渌酒。”这说明其时的渌水北源源头“醴陵东漉山”，已成为豫章康乐县的辖地。康乐县，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以阳乐县改名。而阳乐县为三国吴黄武中析建城县，置阳乐县。共和国《醴陵市志》载﹕醴陵东汉初置县。至三国吴黄武(222～227年)时期，约200年间，漉水源头“东漉山”，始终归醴陵县管辖，是可信的。
《水经注·漉水》：“(醴陵)县南临漉水(渌水)，水东出安成乡翁陵山。余谓漉、渌声相近，后人即便以渌为称，虽翁陵名异，而即渌是同。”这说明漉水，转称渌水自此始。文中“翁陵山”，经考证今属江西省萍乡市与宜春市交界处，属宜春市袁州区水江乡杨岐山千拉岭南麓大塘西北侧山坳，为渌水源头。
由此观之，盛弘之《水经注》，不废《水经》《荆州记》之说，并建议“后人即便以渌为称”，根据“河源唯远”的原则，他认定渌水(漉水)源头，在萍乡县安成乡的翁陵山(安陵山、杨岐山)。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醴陵得名，与战国末年(公元前334年)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徙漉水(渌水)源头，仍以酿醴酒为业，故称漉水流域为“醴”，后一支杨越人在今醴陵市转步乡一带，聚族依山陵而居，亦依先祖之俗，取漉水酿酒，故得名“醴陵”。
新朝王莽二年(10年)，改临湘县为抚睦县。共和国《长沙县志·大事记》“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仍改抚睦县为临湘县，并析县东南地域置醴陵县。”属长沙郡。县治驻今醴陵市转步乡古城村。约在东汉延光元年(122年)至东汉建安元年(196年)之间，县治由古城村中三洲，迁驻今醴陵市城区姜岭东麓平岗之上，仍属长沙郡。之后，县名不易，县治今址，县域略改，归属有变。1985年，县改市，隶株洲市。
(来源：《湘东文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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