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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粒种包含了大树的所有基因，一个家族的兴败，欲觅其滥觞，须回溯到祖宗发迹之处。于历史研究，这叫寻源头、探流变，于家族，于个人，总免不了一股宿命的味道。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擅于考察历史人物的个体命运，从中折射一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是那个时代制度和社会生活层面鲜为人知的细节。这次，他选中了曹寅，《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
史景迁在《曹寅与康熙》一书中，倾其笔墨描写曹家发迹和衰败的财务原因以及康熙雍正之间政局嬗变对曹家的致命一击，也粗线条地描述了满族在白山黑水间发展壮大到定鼎中原期间，被满洲铁骑裹挟的汉族军民或俘或降之后的命运归属。而后者正是我所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大凡读过《红楼梦》，都明了小说折射了曹家起源于军功新贵，但如何蜕变成诗礼簪缨世家，现实中的曹家又是如何盛极而衰？这恐怕要更多地求助于史学而非跨界的红学研究。
从龙入关
中国古人祖先祭祀，寻常百姓家至高祖，皇家也不过至七庙，曹雪芹所在的曹家，于史可考的第一人，是曹雪芹五世祖曹锡远。
曹雪芹家祖籍辽阳，其祖先乃北宋名将曹彬之后。其远祖曹俊，明代初年任沈阳中卫指挥使，此乃世官，此后二百余年，其子孙历代承袭，直至明末沈阳被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占为止。
此时，在沈阳中卫指挥使任上的是曹锡远，原名宝，字世选。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三月，沈阳为努尔哈赤攻破，曹锡远及其子曹振彦应系于此时被俘并投降了后金。
当时努尔哈赤对降金汉官采取怀柔政策，使额驸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事务，曹锡远和曹振彦父子归顺后即属佟养性管理。佟养性治下的汉族军民，以及散落在满洲八旗中的汉族军民，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陆续被编入新成立的八旗汉军。汉军旗成员身份是“正身旗丁”，性质是后金国家正规军。但是在此之前，曹家就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佟养性死，曹振彦可能于此时拨入多尔衮的满洲正白旗，成为“旗鼓佐领下人”，两年后曹振彦升任“旗鼓佐领”。简而言之，所谓旗鼓佐领下人就是满洲正白旗的包衣汉姓，即汉族“家奴”。“佐领”既是一种军事编制单位（最初约300人为一个佐领），同时也是这个单位的长官。“旗鼓佐领下人”是最早一批沦落为满洲贵族“家奴”的汉族军民，最初的职责主要是随主子出征打仗，这与曹振彦的早期经历相吻合。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曹振彦及其子曹玺“从龙入关”，清王朝定都北京。曹振彦身任旗鼓佐领跟随旗主多尔衮辗转沙场，其家奴身份固然至微至贱，但由于年轻机敏勇敢善战，在长期的征战中又与其主子多尔衮建立了较为亲密的感情，因而受到多尔衮的赏识和提拔。
同年十月，豫亲王多铎率清兵南下，其主力为满洲正白旗，时任正白旗旗鼓佐领的曹振彦应携子参加了消灭南明弘光政权的战争。曹振彦作为多尔衮的亲军，为大清王朝的开国定鼎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从龙勋佐”而无愧。曹氏家族“赫赫扬扬，将及百年”的历史从此揭开了序幕。
包衣下贱
上三旗包衣汉姓被称呼为“旗鼓佐领”。一旦编入“旗鼓佐领”，意味着身份上已经成为“家奴”，满语音译为“包衣”。这个家奴身份将子子孙孙承袭，除非有极其偶然的原因获主子同意出旗开户，否则奴隶身份不能改变。从曹振彦开始，直到曹雪芹穷病交困死于黄叶村，曹家一直未脱去这层“包衣”。
事实上，这也是深入理解曹家兴衰因果的核心线索，“包衣”仿佛一枚胎记，曹振彦之后，所有曹家族人一出生就被定义了身份、籍贯、考试及入仕的路线图。从曹雪芹影射在《红楼梦》中的家族历史来看，这一特殊身份，便是这个曾经钟鸣鼎食、烈火烹油家族走向树倒猢狲散的“原罪”。
曹振彦之孙曹寅的官，品级最终达到正三品衔，任江宁织造几十年，还与内兄李煦（满洲镶黄旗鼓佐领下人，其孙女，学者研究认为就是《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原型）轮流执掌两淮盐政数年，是大清帝国数一数二的肥缺。然而，在他和李煦给康熙递的密折中，自称“包衣下贱”、“包衣老奴”。
那么，曹寅也好，李煦也好，身为上三旗包衣汉姓，果真“下贱”？内务府三旗均为皇帝“家奴”，其中包衣满人编入“包衣佐领”而包衣汉姓编入“旗鼓佐领”，此外的“第三类人”编入“管领”。其中，必须强调的是，“旗鼓佐领”下人本是兵士，而管领下人来源自“家臣” 即奴仆。二者来源本来径渭分明，不容混淆。在职掌、仕路、披甲等待遇上均有显著区别。直到乾隆初年，二者甚至还不准通婚。旗鼓佐领人与管领人二者经济待遇的差异显得更为清楚。旗鼓佐领人的经济收入，与外八旗成员大致相同，即依靠份地与披甲俸饷谋生。而管领人主要是食“口粮”，即“月米”，而且不分男女老幼人皆有份。
入关后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旗鼓人的地位更如日中天。他们中有不少人内任显宦，外授封疆，成为统治集团中炙手可热的红人。除了曹玺、曹寅家族累世替缨，豪富埒于王侯外，还有李煦的父亲、镶黄旗旗鼓人李世祯“历陟显仕，宦迹不可枚举，洊晋使相，开府豫章，旋抚南越，治行卓卓。”而李煦本人久任织造，成为皇帝的心腹和在江南的耳目。
在仕路上， 旗鼓人不仅与外八旗人一样可出任各级文武官职， 内务府直属的各种肥缺， 更如其禁脔，非包衣不得染指。
因此，如果现代人看到李煦及曹家奏折上每每使用“包衣下践”、“包衣老奴”之类的自称，就断定池们的身份不过是奴仆而已，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这种称呼正反映了旗鼓人身份的特殊性：他们是直属于皇帝的奴仆（下五旗旗鼓人则属于该旗各王公），因此皇帝与他自有着超越一般朝臣的特殊密切关系。从李煦、曹家奏折中，可看出皇帝对他们寄如腹心，平时可畅谈“私房话”而毫无顾忌，康熙帝南巡时，以织造衙门作为行宫，也正反映出这一点。
早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曹寅父亲曹玺由内务府简派为江宁织造，他表面上是替皇家管理染织，采办物资，实际上负有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帮玄烨了解江南的吏治民情，沟通满、汉之间的民族感情，争取明末遗民。由于曹玺忠实勤奋、办事利索，康熙对他更加宠信，赏蟒袍，赠一品尚书衔，并亲手写“敬慎”的匾额赐给他。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六月，曹玺“积劳成疾”，死在任上。
其实，康熙跟曹玺在主仆之外还存在另外一层更加亲近的关系：曹玺续弦妻孙氏乃康熙乳母。按满人习俗，“最重保母”，故曹氏在康熙一世，极得亲信，皆缘于是。
寅吃卯粮
红学家至今没有量化研究，曹寅生前身后的财务问题，至多停留在定性的研究，认为曹家的败亡的主要原因是巨额的亏空。史景迁给予量化论述，读罢惊人，曹寅时代，曹家已然“寅吃卯粮”了。他死的时候，留给子孙的是一笔“负资产”。
史景迁用审计师般的目光，爬梳了曹寅一生任职涉及的财务收支状况，结论是：如果曹寅所任那些世人趋之若鹜的“肥缺”是那种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职位，那么它就同样会积累起很大亏空，而在这样的危机中，只能依赖天生的智慧而不是法令。
江南三个织造，以江宁织造为首，虽然理论上由北京的户部和工部承担原材料购买、机户薪酬，但实际上年年都有亏空，究其原因，套用现在的话语习惯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各部委”对丝织品的需求并无固定周期和额度，常常会有反复，而织造们面对的是一个受供求关系决定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存在矛盾。
史景迁仔细算了一笔账，在康熙帝最终接受曹寅和李煦的意见，从1708 年起用盐务的资金来补贴纺织之前，维持两个纺织部门的运转每年要大约二十三万两银子，这笔钱最初是由省里库存提供（原则上地方行省要向中央户部解银，作为地方缴纳给国家的税赋，织造从省里拿钱，相当于户部的间接支付），而到了1708 年以后，这笔钱完全来自盐税。
这意味着，手操国家赋税盈余，曹寅和李煦可以有足够的自由空间加以腾转挪移，只要到时候把承诺皇帝主子的那部分银子上交即可，但是在不精于数字化管理的中国古代，一线官员的上下其手，远在北京的皇帝即便心知肚明也鞭长莫及。
曹寅和李煦这样的操纵能带来很大的利润，但是风险也很大。为了维持织造任上的开支，曹寅每年从盐税的盈余中借了二十三万两银子。
这是一种大风险的投机活动，它危险地依赖于对现状的维持。在曹寅的一生中，他能够使情况成功地维持下去，但是当他于1712 年夏碎死后，织造的款项已经支付，而他任巡盐御使期间的盈余还没有收到。因此他留给儿子一笔欠官府超过三十七万三千两银子的债务。
李煦的计划和曹寅1708 年的计划，意味着在没有购丝指令的时候将纺织的收入挪为私用，可以被称为半官方的投机，而织造们至少是在皇帝默许的情况下操纵着官方的资金，如果他们能将节省下来的国库的钱作为报答的话。
在这里，官府也扮演着一个官方高利贷者的角色，纵容省级的官员进行私人的投机活动。曹寅在1701 年向内务府借了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二两银子，并于八年后如数归还，且明显地没有支付利息。1700年李煦向国库借了十万两银子用作个人的花销，而对于这笔巨大的数目，十年间他要偿还每年一万一千两银子的本息。 就是说，利息是百分之十。但是皇帝对这样的操作不感兴趣，因为在询问究竟是该将钱还到内务府还是江苏省的国库时，康熙只是让苏州、江宁和杭州的三位织造“自己商量着办”。
曹寅死后，李煦用每年的盐政盈余替这位妹夫还债。据李煦给康熙密折中所总结的，曹寅盐务欠款二十六万三千两，这个数字现在应该增加到三十七万二千两。这个盐务亏空额，使曹寅欠款额可以整个计算出来。1712 年报告的江宁织造亏空九万二千两，此外还有挪用盐款以填补的十万两亏空。还有康熙了解到并退还给曹寅之子曹頫以偿还私家欠款三万两银子。因而，曹寅死时的债务估计达六十万两。
康熙让李煦将以后数年盐税余款用来偿还全部亏空。这些债务最后在1717 年8 月，也就是曹寅死后五年才全数偿还，李煦这时已经担当了八任巡盐御史。虽然，康熙看来对公家的亏空问题不那么在意，但却显示出对曹家真实经济状况的特别关注，在一件曹頫简单报告粮价和气候的奏折上，他有如下朱批：“你家中大小事为何不奏闻？”
曹頫并未完整地向康熙汇报曹家家产状况，但在李煦怂恿下，他向主子请求一个购买铜筋的差使，承诺可以盈余大笔银钱，并拿出其父曹寅曾八年主持购买铜筋事务，没有任何亏空和拖欠作为自己能够胜任的理由。
皇上的朱批非常明确：此事万万不可。朱批原话：
“以前你父亲没有亏空是因有两淮盐税的钱，此事怎可交给你？日后你将深悔之。”
知奴莫若主，家奴们的小算盘，康熙洞若观火，但也真真是出于对“包衣老奴”曹家的体恤，没让曹頫一下子陷进去。
但是，曹家的败亡是注定了的。
树倒猢狲散
康熙死于1722 年12 月，李煦几乎即刻就被撤去了“苏州织造”一职。这对曹家而言，是在新朝的不吉利的开端。无可否认，李煦的去职意味着旧的秩序已经变了。
雍正的一些对人对事的态度，对曹家大大不利。作为一个法家式的人物，他对家奴严厉控制，常常对包衣表现出公开的轻蔑，他视包衣为卑下、不诚实、不听话的。他看轻织造职位的重要性，以为不过是听得些流言再做传报而已。他觉得一个巡盐御史“但清楚钱粮”。他对地方上的财政状况非常关切，尤其是曹家三代经营的江宁织造所在的江苏，它的经济潜力巨大，然而却一再亏空。
于是雍正下决心整顿钱粮赋税及吏治，雍正初年曹頫和李煦的灾难是很好的例子，体现出这位新皇帝如何审查，并摧毁那些他认为无能的人。
曹頫垮台的直接原因，几乎肯定是一件呈给雍正的奏折中报告了他的行为，这惹得雍正大大不悦。1727年2月8日，时任两淮巡盐御史的噶尔泰呈递了一件奏折，报告各类地方官员的能力所涉及的范围，从盐商的儿子们到江宁和扬州的知府们，直到省级布政使和按察使。曹頫排列在第三，噶尔泰这么写道：
“访得曹頫年少无才，遇事畏缩。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巨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
在这段边上，雍正在行间作了两段朱批，曹頫的名字旁是：“原不成器”。“人亦平常”一句边上是：“岂止平常而已？”如果呈递的是这样的一件奏折，而皇帝仔细读过后且同意奏报人的判断，那么所言及的为官者的仕途，无疑便很危险了。
曹頫于雍正五年（公元1728 年）1 月被撤职，同时杭州织造孙文成亦去职。撤职的正式理由是曹頫的欠款亏空。然而这些亏空究竟是曹寅遗留下来的，还是曹頫自己没有及时将钱款解递户部，或者是曹頫向宫中供应丝织品欠下的，没有明确指明。在这些指控之外，还得加上雍正所认可的噶尔泰对他的无能的攻击。
曹家覆没的更多详情不为人知。进一步的线索或许来自《红楼梦》，然而也没有直接描写，因为曹雪芹在完成小说的结尾部分之前就去世了。小说中仅仅暗示家族成员犯了死罪，一方面官司失败，另一方面与地方上的几大权贵家族一起垮台了。
雍正六年初夏，曹雪芹随同祖母、母亲等全家老少，由南京回到北京，住在崇文门外蒜市口的曹家旧宅，开始了穷困潦倒的悲凉生活。这一年，曹雪芹刚18岁。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于是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即便如此，他仍苦心孤诣地撰写和修订《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曹雪芹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到了这一年的除夕（1764年2月12日），终于因贫病无医而逝世，享年四十八岁。
至此，“赫赫扬扬，将及百年”的曹家黯然谢幕，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凄凉的晚景，不入正史。家族成员，即便是曹寅的人生事迹，其一鳞半爪的讯息仅散见于当时亲戚朋友的诗文、日记，至于其后人，尤其是曹雪芹，连真名和生卒年月都是当代学者披沙炼金般考证而来。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2、曹雪芹祖籍探讨，曹雪芹后裔
曹雪芹祖籍探讨葛均习
对于曹雪芹祖籍的探讨，自红学研究以来，就成为红学专家一直讨论的问题，至今谁也不敢完全定论是哪里。笔者本不想再探讨此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与红学爱好者交流中，总是对这一问题存有异议。因此，个人认为有必要再对此问题进行学术上的研究探讨，纯属个人研究观点，仅供大家交流参考，敬请各方红学专家指教。
一、明确祖籍的概念，理解祖籍的含义
从书本或网上查找，对于祖籍的定义，是这样的明确的。祖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祖先缅怀所产生的观念，所以在祖籍的追溯和认定上，以本姓祖先，即通常是以父系祖先、祖辈的家族长久的居住过的地区为祖籍，而不必参考母亲或外祖父的祖籍。简单地说就是祖先、祖辈的家族长久的居住地。祖籍不同于籍贯，亦称“原籍”。
祖籍是指一个家族族群认定的某一时期的某一位祖先(传统上指父系祖先)的出生地。一些已经离开了祖先的出生地或已经离开了家乡的人，他们的后代，仍然追溯祖先的出生地或祖先的家乡(即祖籍)来作为自己籍贯。有些地区习惯以祖父的籍贯为祖籍，而有些地区例如台湾省人民则大多数是以十多代以前祖先在大陆的居住地为祖籍，海外的华人则是以父系祖先在中国的籍贯地为祖籍。
祖籍是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概念，可以指祖父的籍贯地，也可以指更加久远的祖先籍贯，即一个家族父系祖先曾经长期世代居住的地方。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户籍地并不一定是这个人的祖籍地或籍贯地，尤其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和某些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建设的新地方，大量的人的祖籍地不是户籍地，这些人一般都是改革开放后和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按照当时国家的分配从外地迁移到此地的。
按几千年来的中国的传统的说法，籍贯是祖籍地的一种表述，这是户籍与祖籍贯不同的地方。某人户籍地和其祖籍地相同的情况:如果某人的父亲现在的居住地和其父系的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是相同，那么某人的户籍地和其父亲的祖籍地--其祖先的居住地相同，如果此时某人和其祖父母是住在某人的家族的祖籍地，那么此时某人的户籍地也和其祖籍地是相同的。只有某人现住地和某人的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或祖先出生地相同，你的身份证上的户籍才能是你的祖籍地。大至省，小至县市或街道、乡、镇等聚落均可成为籍贯。
祖籍的使用频率虽然不高，但作为祖籍地是籍贯地的所在地，而籍贯地在个人简历或介绍中是很重要的，但年轻人由于孝顺祖先的观念淡薄和祖籍意识不强，他们普遍错误认为籍贯就是户口所在地或出生地，按几千年来的中国的传统的说法，籍贯是祖籍的一种表述，籍贯指的是祖籍，祖籍是指祖辈的长久居住地，按省/自治区/直辖市 区/县 乡/镇/街道 村/社区填写。
祖籍地形成原因由来已久，中华民族千年来，都非常重视籍贯。中国华夏族(汉族)和周围的民族在数千年来的交往中，人员往来频繁，渊源久远。其原因主要有:政治因素(政治亡命、外交出使、政治联姻、抗倭援朝等)，经济因素(外贸商事等)，偶然因素(遇风漂海等)，生存(战乱避难、犯法避祸、宗族传布、东渡谋生等)等等。
经历漫长的岁月，他们逐渐迁徙到新地方开创新社会或融入了当地社会，离开了原来居住的地方，因此他们就有了祖籍地，以区别现在他们的居住地，但也保留了许多历史的痕迹。由于中国面积广大，人口庞大，不同地方的人群还是有所不同的。由于方便不同地方的人交流认识，祖籍，能代表一群人的特征、习惯、文化精神等等，祖籍地使一个可以间接知道一个人大概的情况的。而祖籍所含有的这些信息，也是通过所属这个籍贯的人或一群人，在其他地方的一言一行，都给其他地方的人留下印象且不断更正和丰富。
一般来说，其他地方的人，通过了解那个人的祖籍，就可以知道哪个人大概是怎样的人，也有少数人比较特别，和某地人有所不同，但多多少少都有所属祖籍的这个地方的人的某些特点。
要明确祖籍和籍贯的区别，有的认为祖籍和籍贯是一个意思，严格来讲是有区别的。籍贯又名祖居地或原籍，籍贯一般从父，个别从母系的，是指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或出生地。原籍地是原来的籍贯。区别在于祖籍是祖先、辈的家族长久的居住地，籍贯是父亲或母的长久居住地。明确祖籍和籍贯的区别，对于研究探讨曹雪芹的祖籍起着重要作用。
二、目前说法各一，难以确定谁非
一是沈阳说。
沈阳曹公墓墓志2012年5月，沈阳出土曹辅墓志。曹辅原为明代沈阳中卫怀远将军，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去世。曹辅及其子曹铭均为曹雪芹上世祖曹俊的子孙。两人的名字还出现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重修沈阳长安禅寺碑》的捐款名单上，碑文中两人当时的职务都标明为“沈阳中卫指挥“。
《辽东曹氏宗谱叙言》载:“(曹)俊，以功授指挥使，封怀远将军，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继又调沈阳中卫，遂世家焉。“曹俊调往沈阳中卫的时间是在明洪武(1368-1398)年间，他的后人，从曹辅、曹铭，一直到曹雪芹的五世祖曹锡远，居沈阳二百多年。所以，从狭义祖籍定义上来看，曹雪芹的祖籍在沈阳。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载:“(曹锡远)世居沈阳地方。“这是乾隆时期的皇家档案，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绝无错误，比其他任何证据都有效。
曹家世系（《八旗满州氏族通谱》书影）曹锡远原是明朝驻守辽东沈阳的下级军官，大约于后金天命六年(1621)归附，入满洲正白旗为包衣。大约于清顺治五年(1648)，曹锡远之子曹振彦随多尔衮入关。
学者之所以将沈阳误解为辽阳，是因为对辽东的地理知识了解得太浅薄。其实，辽阳不单指辽阳县(州、府、市)，包括沈阳在内的整个辽东地区也通称辽阳。有一本清代的讲《诗经》的书，里面有一张木刻图，上面称“辽宁省“为“辽阳省“，可见清代称辽阳是一个大地名。因此，周汝昌晚年放弃了丰润说、辽阳说，改持沈阳说。
二是辽阳说。
冯其庸说:“雪芹祖籍辽阳，家传所载、宗谱所记、文献可考、碑石所证，虽万世而不可移也。“刘世德梳理出“辽阳说“的17条资料。乾隆《浙江通志》卷122:曹振彦，奉天辽阳人。乾隆《大同府志》卷21:曹振彦，辽东人。嘉庆《山西通志》卷82:曹振彦，奉天辽阳人。康熙《上元县志》卷16曹玺传:著籍襄平(即辽阳)。曹寅《楝亭诗钞》每卷的卷首均署“千山曹寅子清撰”，千山是辽阳的别称。
三是铁岭说。
铁岭学者李奉佐认为，曹氏远祖曹端广于明初由关内丰润入籍辽东铁岭，端广子曹俊以军功获武职，在辽东先后历端广、俊、升、智、口、佐、口、簠、世选，共九世，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攻陷铁岭三岔儿堡等大小十一堡，曹世选被俘沦为正白旗“包衣“奴隶。
四是丰润说。
1931年5月，李玄伯论文《曹雪芹家世新考》在《故宫周刊》发表，以尤侗《松茨诗稿序》、乾隆《丰润县志》为依据，提出曹雪芹祖父曹寅“与河北丰润之曹冲谷为同族弟兄也“，首次提出曹雪芹祖籍在丰润。1953年9月，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一书的第三章《籍贯出身》第一节《丰润人》、第二节《辽东俘虏》中，全面论证了曹雪芹祖籍在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
五是武阳进贤说。
2010年4月，在浙江图书馆找到康熙年间《南昌武阳曹氏宗谱》。该书记载:盖自永乐二年，始祖伯亮公从豫章武阳渡协弟溯江北上，一卜居于丰润咸宁里，一卜居于辽东铁岭卫，则武阳者，洵吾始祖所发祥之地也。也就是说，武阳是丰润和辽东曹氏的源头。周汝昌亦曾表示:曹雪芹真正的、确切的老根，就是南昌武阳渡。
在江西，还并存着“进贤说“胡德平曾发现《豫章曹氏族谱》，也就是进贤曹氏族谱。谱中载入了曹孝庆一支曹族人姓名，而曹孝庆正是曹雪芹的江西祖先。
三、遵循科学规律，尊重生活事实
研究曹雪芹的祖籍就要从他祖辈生活地开始，这样看他的祖辈都是朝廷官员，一生转折各地，居住地不已。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定曹雪芹祖籍我们就得一一细论，不能马上以他们居住地为主，因为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居住过。就像现在各政府官员和军人，他们一生工作调动各地，在清朝官员和军人这样的情况也是很多的，在各地有的工作生活几年，有的甚至十几年，都属于正常情况。其实，就现在看这种情况很普遍，而且还有一部分打工者，也是四处奔波，有时居住生活各地。从这方面看，曹雪芹就不能简单地以他们的居住地为主，要看其祖辈原始地就是刚开始出生地的地方和生活的地方，作为长久居住地。
只有遵循科学规律，尊重生活事实，这样进行历史考究才算科学，也很公正客观，更能正确地判定曹雪芹的祖籍。由此根据众多学说，不管是沈阳说、辽阳说、铁岭说、丰润说、武阳进贤说等都有一定的事实，也都可能是。但从科学规律和生活事实来看，其祖籍是东北是毫无疑问的，具体到哪个城市，个人认为辽阳说是确定的，其祖籍就是辽阳。一是其祖父生长期工作生活在辽阳。史料记载其祖父曹寅生于奉天辽阳，长时间在辽阳居住生活，先世为汉族，原籍奉天辽阳（今辽宁）。自其祖父起为满洲贵族的包衣（奴仆），隶属正白旗，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准盐漕监察御史。善骑射，能诗及词曲。二是事实清楚，无须再论。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说:“雪芹祖籍辽阳，家传所载、宗谱所记、文献可考、碑石所证，虽万世而不可移也。”“刘世德梳理出“辽阳说“的17条资料。乾隆《浙江通志》卷122:曹振彦，奉天辽阳人。乾隆《大同府志》卷21:曹振彦，辽东人。嘉庆《山西通志》卷82:曹振彦，奉天辽阳人。康熙《上元县志》卷16曹玺传:著籍襄平(即辽阳)。曹寅《楝亭诗钞》每卷的卷首均署“千山曹寅子清撰”，千山是辽阳的别称。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曹雪芹祖籍辽阳是可信可证，确凿无疑的。
作者系辽阳市红学会副秘书长
通联：辽宁省辽阳市新运大街124号退役军人中心 葛均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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