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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黄衫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不时传出反犹报道，最新的“反犹”事件涉及名人，因此媒体大加挞伐，有人因此而提到法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黄衫运动原本就无所谓组织，成千上万人示威，闹事的、打砸抢的不少，有一些反犹人士混迹其间恐怕在所难免。最近公布的统计显示，2018年法国反犹言行明显增加，达541起，与2017年的311起相比，增幅达到74%，而且进入秋冬之后反犹现象加剧，似乎为黄衫“带动”反犹提供了佐证。不过，黄衫风潮是社会危机的反映，参与者的主要诉求是摆脱贫困和社会公正，从事打砸抢或反犹者恐怕只是其中的极少数，不宜混为一谈。
至于“历史上最黑暗时代”的说法显然言过其实，因为，其所指显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时法国当局配合纳粹德国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是国家行为，与现在发生在法国的个人或部分团体的反犹行为不可同日而语。
打击反犹应重视教育
在爆出名人受辱的最新反犹版后，有执政党议员要求通过立法进一步打击反犹（antisémitisme），具体说就是“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sionisme）也应纳入打击范围，理由是这次事件涉及反犹太复国主义。这种提议并不合适。法国有严打反犹法，针对犹太人、犹太文化及否认屠杀犹太人历史的言行都在法律制裁的范围内。但是，“反犹太复国主义”如果纳入法律制裁范围的话，只会使问题复杂化，因为将“反复国”等同于“反犹”，那么许多反对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不也成了反犹人士吗？如果爱因斯坦在世的话，大概也要因为他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而受到制裁了？部分调查显示，大多数法国人并不赞成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但因此而推测他们反犹，则显然是武断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本应纳入言论范畴，与种族歧视、文化歧视不是一回事，因此而立法并不能彰显法治保护人权和自由的原则。顺便说一句，法国反种族歧视法的诞生与犹太人的推动密切相关，在法国受到此法保护的其他少数族群应当了解这一点。
反犹、排犹应该受到制裁和谴责，这是毫无疑义的，2月19日包括政要在内的法国各界人士大规模集会谴责表明了大多数人对此的严正立场。只是仅靠严法似乎难以杜绝这类现象，还需通过教育让尽可能多的人去抵制这类言行，在当代以色列—巴勒斯坦危机难解的情况下，教育更凸显其必要性，它能起到扭转偏见、战胜无知的作用。
宗教、愚昧与偏见
犹太人、犹太文化在法国乃至欧洲往往是个敏感话题，这跟历史、宗教、文化多种因素密切相关，而且歧视或排斥犹太文化的不乏大学者、大作家，而不仅是持有宗教歧见的教会人士或愚昧偏狭者。比如连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尼采都认为犹太文化毒化了欧洲，他把基督教的原罪说归咎于犹太文化（从《圣经》的旧约和新约的传承关系来看，似乎很难反驳他的这一观点）。喜欢文艺的中国人也许看过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在作者笔下，那犹太商人简直就成了“丑恶的犹太人”的象征。威尼斯早期的犹太区称作盖多（ghetto），犹太人得佩带黄色大卫星、出入有时间限制，这些做法、名称和象征蔓延到许多国家，西班牙以宗教的理由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以及纳粹德国以人种的理由屠杀犹太人这些悲剧一再上演，表明犹太人受排斥现象由来已久，在危机时期，犹太人通常成为替罪羊，排斥往往就演变成迫害屠杀。欧洲文明在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叶、经历了几乎同归于尽的浩劫之后，似乎才意识到反犹、排犹、甚至屠犹的极度危险，痛定思痛，开始立法打击反犹。但是，要清除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又谈何容易，极右党派仍以此作为重要的“买卖本钱”，加上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及其对欧洲的影响，和近年来伊斯兰极端化往往利用以-巴冲突向欧洲青年、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后代发起宣传攻势，反犹势力有卷土重来之势，在欧洲面临政治、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反犹现象更有可能乘虚而入。
抹去了犹太人，如何想象人类文明？
犹太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有目共睹。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从人类历史中抹去了耶稣、斯宾诺莎、马克思、牛顿、爱因斯坦、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卡夫卡或普鲁斯特，那么人类的宗教、哲学、科学和文学的历史将如何改写？再具体到法国，没有雷恩·布罗姆（Léon Blum）这个犹太人领导的左翼政府，法国人引导的带薪假等福利潮流恐怕还得等上好多年吧？同样，没有罗贝尔·巴丹戴（Robert Badinter）和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的奋斗，法国废除死刑女性堕胎合法化可能也得再等上若干年吧？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欧洲的其他民族，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一话题，这在充满宗教偏见的中世纪也许还能理解，到了现当代，犹太文化对人类的贡献似乎仍然是禁忌话题或受到漠视多少有点令人费解，从犹太人被诋毁了千百年而不能得到正面、积极的评价来看，是非常不公正的事。也许，从具体的接纳了犹太人的主流社会来说，彰显犹太人的贡献无甚必要，既然接纳已是宽容大度的表现，难道还要对“另类”感恩吗？而从千百年被视为“另类”或替罪羊的犹太人角度来说，以息事宁人、低调的方式生活也许是最佳的处世之道。在历史上，贡献往往引来杀身之祸，比如西班牙在彻底摧毁穆斯林政权后，仅三个月就对曾在战争中贡献大量财力的犹太人下手，把他们赶尽杀绝。因此，代复一代，逆来顺受可能已经进入大多数犹太人的基因，尽管这种状况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开始出现变化，但他们中的许多佼佼者仍重视付出，而非获得回报。凡此种种，可能是许多人至今对犹太人仍然抱有很深的误解和偏见的原因，化解需要时间，而首选方式非教育莫属。
不断探索精神世界
曾听到一种说法，称中国人是东方的犹太人。传诵此言者强调的通常是“生意经”，确实，犹太人被视为生意场的高手，西方金融界也不乏罗斯柴尔德或索罗斯之类的大名，更有不少人将资本主义与犹太人直接挂钩，并因此而成为现代反犹的某种依据。不过，在我看来，将犹太人的主要特征归结为生意人，可能出于误解，也可能出于无知。虽然，犹太文化何以能对人类有如此大的贡献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此难有简单答案，但观察和思考也许会有助于了解。
对于犹太文化的正面评价，我并无欧洲人的禁忌。在我看来，犹太文化既是悲剧，又是神话，它最值得借鉴的是对精神世界永远的探索和追求，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不断结合重组，而当一种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员都重视精神追求、而且这种追求进入了集体下意识层面时，一般意义上的聪明才智便成了理所当然的“附产品”，而有了超出常人的聪明才智，获得物质财富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千百年来，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致力于保持社群的团结，往往不论贫富都争取每周聚会研讨《塔木德（经）》（Talmud），这是一种特殊的凝聚力。据信牛顿花在《塔木德（经）》上的时间超过物理研究，而爱因斯坦或马克思虽非犹太经书的信徒，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从未停止思想精神领域的探索。这些自我定义为世界公民的伟人似乎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在演绎犹太文化的精神。
犹太人传承文化的一种务实方式表现在婚嫁时讲究精神与物质的门当户对，即富户与寒门才子的结合，这样的传统大体上维持到二十世纪，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中国人熟悉的马克思为例，其外公嫁出两女，一个去了荷兰富户飞利浦家（从事金融，后来成为曾经称霸全球的电器商），另一个嫁到没钱的教士家（马克思的爷爷），陪嫁相当于当时特里尔一个高级公务员十五年的薪俸，这对于夫家能够专心问学的意义不言自明。我觉得，这是一种极有远见的“集体主义文化”，客观上也促进了犹太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千百年来，犹太人为何如此执着于精神世界的探索？对此，恐怕也没有简单的答案。我试图用想象和推理去解读：从犹太人的集体意识来看，在犹太被灭国之后，犹太人失去了地上的家国，而且在绝大多数他们的落脚之处，都禁止他们拥有土地。这一现实促使他们追求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千百年的集体追求造就了一个杰出的群体。如果这样的推论成立，以色列的复国可能就为这漫长的求索画上了句号，由此翻开人类历史新的一页。
（本文作者为凡桑）
（本栏目文章为一家之言，不代表本报立场）
2、犹太文明解读，犹太民族世代相传的
“弥赛亚”（Messiah）源于希伯来文，原意为“受膏者”或“受上帝祝福的人”。这个称谓源于古代以色列传统，古以色列人的国王即位时要举行一个仪式，由大祭司代表上帝将橄榄油敷在国王的前额上，表示上帝的祝福，“敷油”（或“涂油”）这个动作在汉语《圣经》中译为“膏”，所以国王就被称为“受膏者”——“弥赛亚”。
以色列人在民族灾难严重时所日夜祈求的就是上帝给他们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他们的民族与国家，重建大卫的王国。后来，先知们进一步发展了“弥赛亚”的观念，使“弥赛亚”的形象更加具体明确。他们一面反复强调上帝派遣“弥赛亚”降临的应许，一面预言“弥赛亚”降临的各种细节。
公元前2世纪，《但以理书》中提出“人子”（即“弥赛亚”）的国度即将来临。马加伯革命的胜利使许多犹太人欢欣鼓舞，觉得“人子的王国”已经实现了。但是，这次胜利只是昙花一现，犹太人民又陷入了民族灾难之中。
公元前1世纪中叶，出现了一部“伪经”——《以诺书》。在《以诺书》中，“人子”已经成了一个超自然的人物，是上帝派来对世界执行末日审判并创造新天地的弥赛亚。
公元前48年，罗马皇帝恺撒击败庞培后，在巴勒斯坦执行的开明政策颇得犹太人的民心，这时产生了《所罗门赞美诗》，作者预言，在将来一定的时候，上帝将派遣弥赛亚——大卫的一个子孙——来除去耶路撒冷的异教统治者，让流亡各地的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到那时，世上万族都将皈依犹太教，并到耶路撒冷来瞻仰弥赛亚的光荣。
马加伯革命时期，曾有一个政治派别，称为“艾赛尼派”。革命失败后，这一派人消极起来，退隐到旷野里去逃避现实的民族斗争，建立自己的乌托邦。
1947年，在死海附近的库姆兰山洞里发现了有关他们的资料，其中有一本书叫《先知哈巴谷书注释》。书中叙述一个暴虐的大祭司残酷地迫害艾赛尼派，杀害了他们的领袖“公义之主”。
后来，上帝惩罚了这个大祭司，使西方的异族占领耶路撒冷，另立统治者。艾赛尼派相信，那位“公义之主”不久将再次降临，统治以色列和地上万国，审判一切民族，只有信他的人才能得救。显然，这位“公义之主”也与“弥赛亚”观念有一定的联系。
通观这段历史，可知公元1世纪时，在希望民族复兴的犹太人中，至少流传着三个不同版本的“弥赛亚”：
《以诺书》继承了《但以理书》书中的“人子”的观念，认为“弥赛亚”是一位从天而降的超自然的人物；
《所罗门赞美诗》发挥了以赛亚等先知的预言，认为“弥赛亚”是一位普通的君王，是大卫的后裔，犹太民族的领袖；
艾赛尼派则认为“弥赛亚”是一位特殊的受难的领袖，虽然已经被处死，但一定会再临人间，施行审判。
总之，“弥赛亚”观念是犹太民族复兴思想的集中反映，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到1世纪中叶就孕育成了基督教的弥赛亚观，成为基督教产生的基本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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