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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战争打到了最后的阶段。
此时毛主席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如何解放上海的问题。我们从那个时代的各类影视作品中都能够看出，上海的情况非常复杂，不仅仅是解放军进驻那么简单，还有大量的特务、帝国主义余孽等着去铲除。
1949年拍摄上海外滩国军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上海彻底拿下，成为了毛主席思考的主要问题。
这一仗，事关重大，面对这个亚洲最大的城市，如何漂亮地拿下，也在全世界人民的目光之下。面对上海，要处理的问题实在太多，如果仅仅只是用战争的方式去处理，在今后的治理过程中，又会面对不少新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多次作出指示，陈毅元帅也向部队说，进入上海是一个伟大的考验，同样也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道难关。
1949年拍摄解放前夕的上海
上海，乌云密布
在部队正式进入上海之前，解放军早已形成了包围之势。
可是，迟迟不肯进攻的原因，则是考虑到了六百余万民众，他们过去经历了帝国主义，经历了腐败的国民政府，为了让他们在这最后一次战役中不再受到摧残，陈毅元帅一直在等着各方的协调和最后的命令。
陈毅
在渡江战役开始后，委员长已经感觉到了无力回天，几十万的部队基本都已经缩进了上海，反而把杭州这些地方全部丢在外面，他的思考，已经不是怎么打仗了，而是多从上海搬走点东西，以便过好自己的“后半生”。
1949年拍摄渡江战役
这里，一直是当时各位国民政府“政商名流”的大本营，国民党的部队在这里多抗一天，他们就能多带走一些东西。而且，委员长可是要把这些东西当做今后反扑的本钱，如果这么快就丢了上海，很难保证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1949年拍摄国军装甲部队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上海一直都是最为繁华的地方，大家都能想到，如果这个时候贸然冲进去，国民政府很有可能下令将这座城市摧毁。毕竟，他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挣扎环节，得不到就毁掉的思路，很有可能发生在上海这座城市。
我们也同样知道，一旦上海出了问题，今后的经济发展也是一道大难关。
1949年拍摄上海解放前夕
这一切也早都在毛主席的和中央的意料范围内，在当时渡江战役的部署阶段，毛主席致电总前委时就对于上海的解放问题做出了指示：
一定要“慎重”，充分做好一切准备，在辰灰（5月10日）以前不要占上海，否则会陷入被动，在何时进驻上海，需要得到专门批准。
看来，不仅要上海这块地，更是要保留住上海这座城。因此，面对很有可能鱼死网破的国民部队，怎么顺利解放上海，也成为了我方需迫切思考的问题。
最开始，三野提出了围城战略，把上海围住就行，这样伤亡也可以降到最低，国民政府宛如困兽之斗，守着守着弹不尽粮也绝了，要不然饿死，要不然战死在突围的路上，反而我军可以静静等待，大家都知道，解放上海无非就是时间问题。
可是，这种方法，对付国民部队确实没什么问题，但我们也要考虑到城中几百万名百姓的安危，部队到了没有饭吃的境地，那么百姓也肯定差不多，委员长可是不愿意饿肚子的。
1949年拍摄 上海百姓
那就采用另一种策略，直接大兵进攻吴淞一带，在远离老城区的片区展开决战，可是这样的话，老城区和当地的百姓能保得住，敌人防御我方进攻，部队的伤亡很有可能加大，这样就完全去考虑了当地的百姓，部队官兵的生命安危如何保障呢?
如果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平衡二者的关系，那不如火速出兵，直接占领上海。可是气急败坏的国民部队说不准就藏在什么城区的楼里，在大炮之下，上海很有可能变成一片废墟，这也是全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
不仅仅是各位官兵，所有百姓也都知道了，革命到了最后的阶段，行百里者半九十，再拖下去，对大家心理上也是一个打击，大家都想好好休息了。
最终，为了保住上海和百姓，还是来一场硬碰硬的战争解决吧。1949年5月12日，三野集中兵力，向吴淞地区发起了进攻。
打江山与守江山，相辅相成
当大军挺入吴淞形成钳击之势，扫清外围和将黄浦江封锁住，就成为了战役的重中之重，后来粟裕大将回忆说，这一片和周围都是敌人重点防守的地方，这样硬碰硬的攻坚战，我军势必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然而，为了上海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为了当地的六百余万民众，我军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种牺牲，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魅力，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在当时，宝山、月浦和浦东的高桥都是战争打得最为激烈的地方，仅仅过了三天，我方三个军团的伤亡人数就已经突破了8000人。
而且，粟裕在这种情况下严格要求部队，不得使用重型武器，千万要规避城市群和防止误伤民众，因此，当时他旗下的部队到达了苏州河对岸时，对方占据的高楼和碉堡居高临下，对着下方猛烈输出，因此很多士兵在强渡的过程中，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在这种情况下，聂凤智将军也非常痛苦，看着身边的士兵一个个流血，这位铁胆将军仍然不愿下达开炮的命令，对于这些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指挥官，他们根本不害怕违背了上级命令而产生什么后果。
聂凤智将军
他们的心目中，确实是想着河对面几百万民众的安危，这一炮下去，又有多少无辜的民众会受牵连，那么自己当初披上军装，又是为了保护谁？
然而，如果部队稀稀拉拉地进入上海，又会面临一个全新的问题，那就是解放军的大部分战士都是从农村地区带出来的，并不了解城市，军队的领导虽然对纪律抓的很严，但难免还是出现一些问题。虽然成功进入了上海，但还是会面临一些更为严峻的问题。
此前在杭州的时候，部队就展现出来了一些“生活”问题，有些官兵竟然用抽水马桶洗碗，看到电灯就忍不住去摸摸，不出几天时间，就损坏了四十多个灯泡。
在大局已定的时候，毛主席马上命令，要专门抽出一个月的时间，用来学习各项政策和如何接管城市，占领的时间可以推迟。看来，毛主席已经想到，如果进去了之后，给当地的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麻烦，那还不如就推迟一些时间。
陈毅元帅也谈到，上海这种情况，就算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此前都没有遇到过，六百多万人口每天都要面临吃饭的问题，一个月光煤就要烧掉几十吨，这个城市经历了太多，也学会了太多，老百姓啥样的东西都见过，如果没有准备就贸然进入，那就会乱套。
打江山容易，部队开进去就行；守江山难，各种各样层面都要顾及。
比如，在上海存在很多官僚资产阶级，还有一些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有这百余年来帝国主义留下来的企业，怎么处理都是个难题，很多事情需要学习，因此，我党专门找到了一些“上海通”，和此前安排在上海地区的眼线，现在终于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荣毅仁家族
这可把陈毅元帅忙坏了，光是去听财政接管的问题，就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粮食和棉花的需求量都很大，如何保证物资不断，也是个巨大的问题。
这些领导人知道，解放上海就是为了让上海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如果解放军进入以后，上海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就很难向各位民众交代。
为了让部队不陷入毛主席此前提到的“被动”，陈毅元帅反复强调，部队入城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守纪律，同时也要和当地的百姓搞好关系，这就要从和市民打招呼开始，要让上海人民对我们有希望，一进去就把上海彻底搞乱套了，对谁都没办法交代。
中学的历史，我们都学过一个纺织大王，叫做荣德生，他在后期因为害怕，所以在解放前夕就跑去了香港，把企业丢给了自己的儿子荣毅仁。
在上海解放的时候，他听到枪声了，就觉得大事不妙，在家里呆着，结果一天过去了，始终没有看到有人来，偷偷推门一看，竟然看到马路上全是士兵，他们就躺在地上睡觉，没有一个人进入民房休息。
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一个政党能够把军队管理成如此模样，在今后一定能够管好国家，自己也决定不去香港了，就留下来一起建设新中国。
确实，当时的部队就在这种情况下严格要求自己，甚至连开水都不喝民众一口，所有的生活所需都从几十公里外的后勤送来，也坚决不去公共场所，不去市场买东西，只为给上海留下一个秩序。
在短短的几天内，上海的一切就立马恢复了正常，商店也开了门，源源不断的新鲜蔬菜运送进来，城市也很快恢复了运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才顺利完成了解放，决定性的胜利也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49年拍摄上海解放仪式
其实，解放上海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把敌人消灭了重建，可是，当时的部队为了广大的百姓和这座历史悠久的城，还是选择把战线拉到外部，尽可能的保障城市的安全。
打下上海很简单，接管上海，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只有在上海各方面都完全恢复正常，才算是上海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2、渡江战役总前委，渡江战役的兵力配置
作者：陈彩云 来源：学习时报
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全面发起渡江战役之前，在安徽和县长江北岸的西梁山，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30军第90师奉渡江战役总前委命令，率先打响了“渡江战役第一枪”，打乱了国民党军队长江防御部署，牵制了敌人数万兵力，为我军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战争进入最后一年，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主力已损失殆尽。但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失败，在长江沿岸增派重兵把守，加紧构筑工事，并凭借海陆军联合作战的优势，建立了自吹为“固若金汤”的千里江防，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共军只有经不起几发炮弹的木帆船，要想渡江那是做梦！”“长江自古天险，共产党能渡过来？除非它是天兵天将！”为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根据党中央的命令，成立了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共100万人，分三个重兵集团，部署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长江北岸。根据总前委命令，1949年3月底，第90师万余人，进抵安徽和县西梁山北边的白渡桥待命，揭开了震惊中外的百万雄师过大江战役序幕。
西梁山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与芜湖的东梁山夹江对峙，隔江相望，合称为天门山，如一座天设的门户，扼守江面，地势险要。当年李白游此地后留下“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的千古佳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重地。为确保渡江战役胜利，渡江战役总前委综合分析战场态势，明确指出：在抓紧渡江准备工作的同时，要以一定兵力，拔除敌人在长江北岸的重点布防据点，确保我军顺利渡江。西梁山作为国民党长江防线在江北的唯一制高点，是扼守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咽喉要地，攻打西梁山对于渡江战役尤其中路突破意义重大。因此，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制定并报中央军委批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指出：为扰乱敌人江防计划，迷惑敌人，减少我军真正的突破口处敌人的防守兵力火力，决定采取声东击西战略，由第39军第90师率先攻打西梁山，千方百计让敌人产生错觉，牵制敌人的兵力火力，为主力部队渡江创造有利条件。根据敌人的防守配备，我军指挥部研究部署决定：以第269团担任主攻，第268团担任佯攻，同时第270团为师预备队，两三天内打下西梁山。
“渡江战役第一枪”。1949年4月7日黄昏，第90师师部由白渡桥进入西梁山西北边指挥所，各团进入预定阵地，并立即排除地雷等进攻障碍，开辟进攻道路，组织火力准备进攻。8日凌晨3时，随着嘹亮的冲锋号，担任主攻的第269团的步枪、机枪等轻重火器一齐向敌人猛烈扫射，一排排手榴弹投入敌人工事内爆炸，战士们飞身冲入敌人战壕肉搏拼杀，国民党驻军很快溃不成军，纷纷向大陀山主峰逃窜，小陀山、卧龙岗阵地飘起了胜利的红旗，战士们在巩固阵地后向大陀山主峰发起冲锋。
面对我军的攻势，国民党军队不甘心失败，凭借大陀山主峰地形优势疯狂射击，江面上4艘军舰、江对岸东梁山炮兵和数架飞机形成了海空交叉火力，向我军阵地和后方补给线狂轰滥炸。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指挥部立即对战斗部署进行了调整，补充物资人员，并根据战斗的发展，采取偷袭和强攻相结合的办法，10日晚间向小陀山守敌发动了再一次攻击，成功夺回失去的小陀山阵地，残敌逃往大陀山。
11日，敌方再次集中兵力、炮火、飞机对我军阵地发动凶猛攻击，整个山头硝烟弥漫，一片火海。我军严阵以待，前仆后继，与冲上来的敌人作殊死的拼夺，击退了敌军的一次次疯狂反扑，战斗呈现胶着状态，异常激烈。天黑前，部队正准备向西梁山发起总攻，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因我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战8天的临时协议，兵团部电令部队暂停进攻，回原地驻扎待命，西梁山战役至此终止。
“西梁山战斗是一场重要的牵制战”。西梁山一役，我军声东击西，敌人误以为解放军要打下西梁山，从西梁山渡江，并与敌军反复争夺，加深了敌人的错觉，敌人更加重视这一带的防御，调集了大批兵力火力进行防守围攻，我军从而成功迷惑和牵制了敌人，保证了兵团主力从荻港、鲁港、三山镇等处的顺利强渡成功，并使固守西梁山的敌军遭受重创，瓦解了敌人的军心，最终完成既定主要任务——帮助主力部队成功渡江，在我军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但是，短短数天的西梁山战役是一场极为惨烈的大血战，包括第270团团长朱慕萍、第269团一营营长范光和在内的人民解放军1500多名指战员，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下，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大军渡江的胜利和江南的解放。为缅怀先烈的光辉事迹，激励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1952年起，党和政府在西梁山上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及革命烈士塔、馆、墓、亭、院等，供后人瞻仰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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