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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航：1、江西人眼中的曾国藩：我读曾国藩2、江西人眼中的曾国藩，衡阳风华70年70人唐浩明1、江西人眼中的曾国藩：我读曾国藩
“轻财足以聚人，侓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曾国藩的这段人生格言再贴合他不过了，我也非常喜欢。
自古就有性格决定命运，曾国藩“巴蛮”的性格特征，使他这一介书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当然，这其中的艰难困苦也不是我们常人所能想像的……
曾国藩的湘军是出了名的勇猛和厉害，到太平天国灭亡之前，湘军主力部队发展到了20万人的规模，汇聚了像李鸿章，刘坤一、丁汝昌等军事将领。
世人都知道他凭借的是：“结硬寨、打呆仗” 。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军队的精神基础，利用宗教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从湘军的组建、发展、再到建功立业，到功成身退，最后解散，这期中的灵活和变通也带给我们生活中的大智慧。
“巴蛮”可谓是曾国藩性格的标配。尤其在他早期的官场生涯中，敢想敢干，勇闯硬拼 的精神，值得年轻人去学习。只要他认定要做一件事，即使没有条件，他也要创造条件干下去。比如，他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军这件事。
曾国藩作为一个长期在中央任职的文官，一没有在地方工作的经验，二根本不懂军事，如何征兵、练兵，从哪里征粮、征饷，战术和后勤是一概不知。作为一介书生，他又怎能管理好那些暴烈好战的士兵？而且兵源又从哪里来？这一切的一切并没有吓退这个志向远大的湖南籍汉子，他“巴蛮”的干着。从湖南本地直接招募士兵（还要求必须是天性淳朴的农民）到严格军事训练，再配合儒家礼教的政治教育。（在当时被有些人嘲笑为“儒生带乡奴”）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居然初步建成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可靠的队伍，这也就成为后来湘军的基本班底。
兵源问题解决了，可后勤保障也是难上加难。在当时，晚清的官场腐败横行，各种潜规则都制约了政府的办事效率，种种原因导致湖南官场对支持曾国藩是非常不积极的。
成就事业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曾国藩为此只好冒着牺牲政治生命的风险，多次给咸丰皇帝上书，逼迫皇帝给他统领地方的大权，给予湘军合法化的地位，甚至还接连弹劾了湖南和江西两位巡抚下台，强逼地方官僚支持湘军作战。
这个“巴蛮”的汉子，血液里流淌着执着与敢为！
接下来，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就要直面太平军了。众所周知，与湘军对阵的太平军将领，不论是前期的石达开，还是后期的陈玉成和李秀成，曾国藩跟这些人比起来，军事指挥能力至少差了几个数量级。所以，在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早期，湘军留下了一连串耻辱的战败记录：1854年，湘军遭遇靖港大败，刚刚建立起来的水师被太平军重创，曾国藩险些跳江自杀；同年年底，湘军又遭遇虎口惨败，水师几乎全军覆没；1855年，太平军将领翼王石达开发动西征，横扫江西全省，湘军被驱赶到南昌，困守孤城。
命运就这样无情地捉弄着这个饱受战争折磨却又不肯认输的“巴蛮”汉子。一次次战败，一次次重生，意志在执着和抱负中坚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就像是湖南山涧里缠绕在悬崖边上的藤蔓一样，死死地巴住太平军不放，慢慢耗尽太平军的力量。最终，他凭借“结硬寨，打呆仗”这种笨办法战胜了太平军。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留下了千古佳话。打碎牙齿和血吞，愈挫愈勇，愈败愈强。
曾国藩“巴蛮”的性格的确让他克服了自己作为文人不懂军事的难题，使他在屡战屡败后，不断汲取作战经验，完善军事思想，最终成就了他在战场上的抱负。但也正是因为他的“巴蛮”险些让他在官场上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我们从他被贬的履历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性格所带来的命运。
曾国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胸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在那个动荡的政治环境下，在那个中央政府官员大都秉持“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哲学时期，曾国藩竟拿出对付太平军的那套策略来同皇帝和同僚打交道。动辄就上书弹劾，逼皇帝把对手罢官，这引起了湖南和江西官员的不满，一度让曾国藩在这两省无法立足。
他的这种性格“巴蛮”，做事强硬，缺少必要的宽容和弹性，自然就成了官场上的孤家寡人。更过份的是，他还要挟咸丰黄帝给他督抚大权，做湖广或者江淮地区的一把手。因此被黄帝收回了兵权，让他回老家给他刚过世的父亲守孝去。
这次罢官给曾国藩的打击很大，回到家乡后，他开始对自己的思想境界和在官场的处事态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找出《道德经》《庄子》和《南华经》这些道家和佛教的书籍来读，帮助自己提升思想境界。在反思的过程中，他结合了道家的无为和辩证的思想，真正理解了老子所说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道理。
随着反思的深入，他渐渐懂得了政治家的处事态度一定要谦退、理性，要把官僚体制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而不是时刻想着去反抗破坏这个系统。
这一切，使曾国藩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 ， 他，真正的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当他再次重返官场时，他已能安然接受各种官场的潜规则，处事也变得圆滑世故了起来。他的变化与转型也逐步获得了同僚的认可，但是，这种不得已接受的潜规则，绝不是他做官的目的。只是他处事的手段，因为他知道以一己之力，无法提出抗议，也无法发表宣言，更无法扫除千百年来的陈规陋习，为了道义、为了百姓、更是为了朝廷，他也只能一定程度上和势利小人“同流合污”。但曾国藩自己的内心从没有变化，无论境遇如何，他对于金钱一丝不染。
他的私生活几乎和苦行僧没太多区别，吃饭用的器皿是瓦盆，穿着破旧 。在官场上，他是一个圆滑的务实的政治实干家，而面对他自己时，他绝对是一个高洁的问心无愧的圣徒。
在他31岁时的一则日记中记道：“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别敬”就是外省官员进京办事，送给京官的红包。曾国藩和别人聊天时听说有人拿了很大一笔“别敬”，晚上就梦到别人发财，自己羡慕不已。醒了以后，曾国藩好好作了一番自我批评，并且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警示自己。
……
因阅历和认知的自限，又因有限的篇幅，我无法再多地叙述曾国藩的人生经历，但是，他的“巴蛮”而又懂圆融的性格特质早已铭刻在人们心中。
纵观曾国藩的为人处世和为官之道，让我想起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一句名言：“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有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曾国藩保持自身的清廉，但在行事上却可以接受部分的行贿和受贿，用这些钱来打点办事的人，采取厚薪制度，他深刻的明白，想要一群人为同一个目标奋斗，不能只依靠单纯的道德约束，也要满足大家的利益诉求。因为利益才是人与人合作的最广泛共识。
钱财是成事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我们普通人很难有伟人的这种道德修养，但我们可以不断学习，提升认知。道德不足，认知弥补。
2、江西人眼中的曾国藩，衡阳风华70年70人唐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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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时间的碑林里，总有一些人、一些事，铭刻在那里。
他们是革命者、拓荒者、奋斗者，更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但他们从来不是天生就矗立在那里。他们的每一步，都是激昂、坚守与担当。他们如丰碑般树达与铭刻，也如帛书般耐读与沉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衡阳市委网信办、红网衡阳站联合推出“衡阳风华·70年70人”网上展览活动，利用红网、“衡阳发布”等网络平台，通过系列报道、集中展览、网上互动、对外宣传、结集成册等，对历史致敬，发时代宣言，向先进学习，为衡阳聚力，将精神承扬。
为省域副中心而聚力，为最美地级市而奋斗，继往开来，砥砺前行，让我们走近那些人、那些事——
红网时刻记者 蒋楠 整理报道
20世纪80年代初，他任《曾国藩全集》《彭玉麟全集》的责任编辑。通过编审、分析曾国藩留下的多达1500万字的文稿,阅读曾国藩同时代人的著述和大量的正史、野史资料，他对中国近代史上有争议的人物曾国藩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认为曾国藩既非圣贤完人，亦非千古罪人，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悲剧色彩浓重的历史人物。
他在费时11年编纂、校正、出版1500万字、30卷的《曾国藩全集》的同时，构思、写作三卷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曾国藩》重印23次,总印数高达数百万册，还在台湾印刷出版。同时还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彭玉麟》《杨度》《张之洞》等。
他就是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唐浩明。
唐浩明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奖等荣誉称号。先后获过第一届、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曾国藩全集》。（图片来源：百度）
1946年，唐浩明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金溪镇，父亲唐振楚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母亲王德蕙，衡阳市第一个接受师范教育的女子。其2岁时父母随国民党撤退去台湾，唐浩明三兄弟被托付给伯父赡养，之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唐浩明被衡阳一个理发匠收养。
尽管人生经历坎坷，但是书本却搭建了一段奇妙的缘分，跨越时空，成就了彼此。唐浩明的老家与曾国藩的家乡相距只有15里地。“人生中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我都是看书度过的。曾国藩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唐浩明表示，曾国藩出身农民，却凭借自己的力量闯进国家核心权力层。他一介书生，却能创办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改写历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典型的代表。
唐浩明很高兴结识这样一位朋友，他们在思想上相遇，似乎是穿越历史时空的“异代知己”。
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部的唐浩明进入岳麓书社后，担任《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他更加深入地走进了曾国藩的世界。
40岁那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写一部以曾国藩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还原一个鲜活、完整的曾国藩。而那时，全世界还没有一部关于曾国藩的小说。
立下这个心愿后，他的人生就进入了两条线。白天，他是岳麓书社的编辑，编辑曾国藩全集；晚上是个作家，写《曾国藩》小说。
他坚决辞掉了副总编辑的职务，每天写作到凌晨一两点。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没有应酬，连睡梦中也常穿梭在那一段历史丛林中。他常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
“研究历史，不能‘太聪明’，只能退回到笨人。”唐浩明一字不漏地啃读1500多万字原始资料，极尽所能找到曾国藩的后人，踏遍所有他能寻访到的“曾国藩足迹”。
历史的许多细枝末节在他心中生长，渐渐活跃、复苏起来，带着他进入那些不为人知的隐秘世界。
1990年11月，以《血祭》为书名的《曾国藩》第一部出版。
一时洛阳纸贵。湖南文艺出版社门口车水马龙，都是前来买书、要书的，坊间也流传着“从政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的说法。唐浩明不太清楚究竟销售了多少册，“算正版的话，四五百万册可能是有的”。
美国《北美日报》评论：“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人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区，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卫星相比拟。”这本书在国内也获得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进入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此后，唐浩明又创作了《杨度》《张之洞》，跟《曾国藩》并称为“晚清三部曲”，勾勒了近代中国最为广阔的社会场景。晚清正是湖南名人辈出、大放异彩的时代，杨度即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诗句。被认为近代湖湘文化重要源头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家乡衡阳，正是唐浩明的出生成长之地，“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在无形中深刻影响了他。
写完晚清三部曲后，他宣布封笔：不再写其他小说，而是集中精力写作“评点曾国藩系列”。
心中牵挂着家乡衡阳的唐浩明，还在2013年与哥哥唐翼明一起回乡讲学，并在家乡表示，要继承好父亲的遗志，继续办好“嵩亮”奖学金，资助家乡成绩优异的寒门学子完成学业。
（推荐单位：衡阳市文旅广体局 视频、图片来源：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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