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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避讳分官讳和私讳两种,宋代避讳制度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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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避讳分官讳和私讳两种:宋代避讳制度杂谈: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避讳是我国一项古老的风俗,早在周朝就被纳入礼制,在逐渐的发展中,慢慢法制化和正规化。宋代是避讳制度重大改进的时期,避讳在各方面达到极盛的同时,也趋于保守和僵化,为日后明清文字狱的形成埋下了隐患。

避讳的初始

所谓避讳就是在语言或文字上不得直呼或直书当代君主及所尊之名,必须以其它方法加以回避,是一种很突出的语言文化现象。它作为一种制度产生在西周时期,然而究其根源则要古老许多。可以说,避讳与原始禁忌一脉相承。避讳首先作为一种原始的人名禁忌而存在,这种禁忌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便产生了避讳制度。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世界缺乏足够的认识。

自然界的风雨雷电以及人的生老病死,原始人皆以为由神灵所掌握,因而,他们对其顶礼膜拜,希望得到神灵护佑。为了交往的方便,人人都需要有一个名字以便相互称呼、识别。名字通常带有一些意义,反映了个人某种神圣的愿望。在原始社会,人们认为名字与个人的安全和命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不愿意别人知道或使用自己的名字,怕敌人知道了自己的名字,就会用巫术来陷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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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极力避免说出别人尤其是尊长的名字,以示尊敬。在这种情况下,避讳便产生了理论上存在的最初依据。

宋代避讳制度

从宋代以前避讳制度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避讳发展一脉相承,并且与儒学浸透下君主制的兴衰有着极强的联系,其总的趋势是朝着内容规范化、制度严格化的方向发展,到宋代这种发展趋势就固定化了,从而使避讳达到了它的鼎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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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讳

宋代的避讳可以分为官讳和私讳两种,所谓官讳,又称困讳,即避皇帝、外威之讳。官讳在宋代被写入法令,成为大臣奏章、文人科举所必须回避的内容。

皇帝的旧名、御名和庙讳

对于皇帝的旧名,历代王朝都不曾避讳,宋代却也纳入了应该避讳之列。最早回避旧名是在真宗时期,他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开始规定中外文字有和太宗旧讳"光义"二字相连及音同者,并令回避。到仁宗宝元元年(1038),"诏天下勿得连用真宗皇帝落邸旧名"。

宋以前帝王名、讳不分,而至宋代,则御名与庙讳分开,皇帝生前所用名为御名,死后御名改为庙讳,御名和庙讳都向天下颁布令、式,需要全体臣民进行避讳。如仁宗嘉祐八年(1064)"诏天下官名、地名、人姓名与御名同者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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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历代祖先之名,也列入庙讳

宋在建国之初就对祖先名讳的回避做出了规定。赵匡胤在继位那年九月就追尊高祖赵眺为文献皇帝,庙号僖祖:曾祖赵班为惠元皇帝,庙号顺祖。祖赵敬为简恭皇帝,庙号翼祖:父赵弘殷为武昭皇帝,庙号宣祖。他们的神主被贡进宗庙,其名字也就是庙讳,自然在回避之列。

对于祖先之庙讳,宋朝经历了前期的"桃庙依礼不讳"和后期的"桃庙避讳"两个阶段。所谓"桃庙不讳",就是天子按礼有七庙,其中供奉太祖、太宗等祖先之神位,除了太祖、太宗之神位不迁外,其余的先帝按时间的顺序进行排列,年代较远祖先的神位可以迁出庙中,另行供奉。被迁出神庙的祖先,其名讳可以不需再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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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亲国戚的名讳也是国讳的重要内容之一

具体来说包括皇后之讳、皇太子之讳、亲王及皇后父亲之名讳。如宋仁宗即位前旧名受益,供奉官赵承益请避其名讳,改名"承炳",这便是避太子名讳之例。仁宗初期,刘太后执政,其父刘通追封为彭城郡王,于是"通"也定为官讳。"庚午,诏官名及州县名与皇太后父名相犯者悉易改之"。

特殊字的避讳

徽宗时期还把一些特殊字定为官讳。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载:"政和八年(1118)五月户部干当公事李宽奏:欲望凡以'圣'为名者,并行禁止。奉圣旨依,其后又载:政和八年闰九月,给事中赵野奏:凡世俗以君、玉、圣三字为名字,悉命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字为称者,窃虑一切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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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王和圣人的名讳

上古和夏商周三代是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统治时期,其经典之中也时常出现黄帝和尧、舜、禹等古代帝王的名字,在避讳制度发达的宋代,这些也自然需要回避,以示尊崇,同时也是为了显示宋朝统治一脉相承的正统地位。所谓圣人讳主要指的是孔子的名讳,孔子在宋朝被谥为"至圣文宜王",宋徽宗时曾下诏改封孔子弟子曾参等人的爵号,以避孔子名讳,这也开启了后世避孔子讳的先例。

针对官讳的避讳方法

缺笔。缺笔法是在难以回避的情况下,用少写最后一笔的方法加以回避。此法唐代已经出现,宋代广泛运用并以令、式的形式确定下来,此种方法为后世广泛采用。

空字。凡遇官讳,如难以用他字代替,便将该字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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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字。改字的范围很广,凡遇到需要避讳的字,无论是姓名、字号,还是官称、地名都用同音字或同义字代替。

覆黄。宋代遇须避讳的字,用黄纸覆盖,称之覆黄。庙讳的嫌名可以依例不讳,但进呈文字仍应用黄纸覆盖。

私讳

私讳又称家讳,在形式以及内容方面与国讳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改地。即更改地名或者改换所授差遣的地点。如左朝散郎贾易本应为官寿州,因避祖讳改为庐州。但也有请求改地未获准许的,如张奎"擢天章图待制,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知庆州,以父名余庆辞,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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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官。宋朝著令,凡官员经过磨勘,其升迁的阶官官称如与三代名讳相犯,允许自陈,投给次等官阶。

改职。即改换所授职名。改官称和官衙名。徐处仁任资政殿学士,因避其祖讳,改授端明殿学士。

改人名。司马光担任宰相期间,韩维(字持国)为门下侍郎,俩人相交,甚厚,司马光父名"池",为避自己父亲之讳,常常称韩维为"秉国",而不称"持国"。

总之,私讳相对于官讳在法律规定上宽松一些,允许"二名不偏讳"和不避嫌名。但在文人百姓之间,私讳不仅严格,而且更加盛行,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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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避讳的特征

宋代避讳与以往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制度的完善和社会上避讳风气的浓厚,而这两者之间又有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正是统治者对于避讳这种政治手段的重视,才使得上至朝廷,下至 民间的避讳蔚然成风,也使得避讳向极端化发展。

避讳的法制化

1.避免法制化

避讳是为君主制度而设立的,体现了君主的绝对权威,臣民犯讳将会受到严厉处罚。最初触犯了君主之讳要求当事人起立表示改过自新,也就可以了,基本上谈不上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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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写入法典的宋代避讳

宋代法律体系在大体承袭唐代的基础上,局部有所增益。但就避讳而言,法令条文的增加则更为明显。到了南宋,朝廷对避讳的规定更为细致,使得避讳的涉及面更广,达到了一个巅峰。

3.令、式的定期颁布

除了法典中对避讳的规定,宋代避讳法制化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令、式的大量和定期颁布,这使得朝廷将避讳管理完全纳入了制度化的轨道。所谓令、式是两种法律文件的名称, "令"是禁令,告诉人们什么是不能做的,"式"则是-一种法式,法规,或行为的标准程式,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去做。宋代将避讳内容写入令、式,并定期公布形成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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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的礼俗化

避讳是我国传统的社会礼俗,从儒家的孝义君亲出发,人们对于言谈书写中所遇到的君主或君亲名讳必须有意回避,久而久之,便演变成避讳的礼制。在讲究礼法的宋代社会,尤其成为人们注重和遵守的社会道德规范,而避讳本身,不仅内容要求日益社会化,而且对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政治生活,也发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总的来说,宋代避讳礼俗化可以通过士大夫和民间百姓两个阶层来体现。

1.士大夫避讳

在家国同构的专制社会中,"家规"不过是"国法"的翻版和缩影,所以就避讳而言,臣民的私家避讳与国讳在形式的确定与具体内容方面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士大夫间的避讳,没有君主避讳的强制力,更多的则是社会道德的约束力。宋代士大夫之间避讳礼俗化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明、 讳不分,皆须避讳。所谓"生为名,死为讳",是礼法的明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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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百姓避讳

避讳制度到了普通百姓那里,便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了。在书写文字上,他们不必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必上书给皇帝,因而朝廷规定的文书式、文书令自然对他们不起作用。他们不去做官,自然不会因为官称和家讳的问题而困扰。在口头言语上,更是不会受到拘束,当时人说:"本朝宽厚,自非举子为文臣寮奏牍不敢犯庙讳,天下人语言未尝讳也。"。

但是,在另外方面,失去了强制力的避讳制度却又以民间习惯的方式加以发展,这种习惯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因而对人们社会习惯、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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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避讳的作用和影响

国家强化社会管理的手段

1.避名讳以示正统

在帝制时代,正统之争一直是政治斗争中的核心问题。取得了正统地位,也就意味着其统治的合法性,避讳作为皇权制度的重要内容,更是历朝关注的焦点。一般来说,封建帝王通过避讳等手段来显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从而巩固政权,强化对社会的管理。

首先是回避旧讳。旧名就是古代帝王在其即位之前的名字,加以避讳便成为旧讳,对于旧讳一般不用再行回避。

2.严格执行文书避讳

宋朝的文书避讳制度最为严格,它被订入国家法律当中,令臣民遵守。文书中,凡是遇到皇帝的名字以及庙号,都要避讳。为了让文武大臣以及所有的军民在文书中实行避讳制度,南宋时遂把这些规定写入当时的法律《庆元条法事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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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对科举犯讳的处理

宋代文化繁荣,科举极为兴盛。统治者在利用科举笼络天下才俊的同时,执行了更为严格的避讳制度。企图利用避讳作为加强皇权,展示恩德的机会。

国家外交活动的重要礼仪

宋辽金时期是北方民族以空前规模进入中原,并加速与汉民族融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正常的文化、经济交往和战争并存。外交交往的频繁必然带来文化的冲突和整合,在这一点 上避讳制度表现的更为明显。金朝通过与文化先进的宋朝的来往,极大地吸收了中原文化,包括礼仪制度中的避讳,经过发展,达到了比自己建国早百年的辽朝还要繁盛的局面。

和金朝一样,同期的辽、西夏等国都已经确立了避讳制度,只是没有金朝普及"。所谓"入国而问讳",各朝间的相互避讳遂成为当时国际交往的一件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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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宋代避讳达到极盛的大环境是宋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两宋时期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在精神文明还是在物质文明上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避讳作为语言文字禁忌的一种,稍有触犯便遭处罚,历来被看作是统治阶级实行文化专制,窒息文化发展的一种手段。

宋代的实践表明,如果能够对避讳手段加以合理的控制和利用,不仅不会空息文化生活的发展,而且适当的因势利导,对于巩固阶级统治,繁荣封建文化,还是大有益处的。

2、古代避讳分官讳和私讳两种,古代的34

古人风趣而文雅,擅长于给各类平淡无奇的事物取雅称。这诸多雅称背后,大多隐藏着一段能令人捧腹的趣事。其中,为将如厕这一不登大雅之堂之事合乎礼仪地说出来,古人们可是发明了不少风雅的新词,比如登东、出恭、解手与更衣等等。

登东、出恭与解手皆是来源于古人的生活习惯。在古代,厕所一般位于房屋东北角。人们于是称呼如厕为登东。而在科举时,考生须领"出恭"牌来申请如厕。出恭便成了后者的雅称。

至于解手,这是因为古时总有移民之事。被束缚手脚的移民会在需要方便时请求官差解开他们的双手。解手与如厕由此产生了联系。

更衣一词却与以上三种有所不同,它历史更加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汉代。那么,更衣究竟是怎样与如厕关联在一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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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流人士引出更衣雅称

更衣这一婉称的来历,可以用一位历史人物的趣事来解释。他便是西晋的文学家、官员以及首富——石崇。

石崇虽出身于名门望族,却未在分家时分得父亲石苞半分遗产,只能自寻生存之道。于是,他便勤勉用功,凭借自身才能当任了政府官员。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石崇不满足于领取俸禄,而是利用官员之便在荆州劫商夺财,掠取商客的财物以致富。其行径,用"离经叛道"一词尚且都不能准确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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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石崇在生活中样样追求奢华,以至于被司马光评价为"以奢靡夸人"。他曾与皇亲国戚斗富,还拥有古代最豪华的厕所。

《世说新语》中曾描述过一个关于石崇的故事:"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

有一天,宾客刘寮欲在石崇家中如厕,却发现这屋子里装饰有绛红色帐子、垫子等精美的配件。除此之外,屋内还站有十几位光鲜亮丽的侍女,列队来服侍客人换衣,称如厕后便不能再穿旧衣物。刘寮为人朴素勤俭。未曾料到如此阵仗的他向石崇说:"我错进了你的内室。"解释一番后,刘寮才明白这竟是石崇家中的厕所。

原来在古代,人们尚不能享用便利的厕纸,只能使用厕筹等在事后清理。筹为古人用来计数之物,或在领取物资时作为凭证,基本以木片、竹片制成。然而,竹片也是昂贵之物,寻常百姓也都负担不起。为了稍作清洁,许多人只能寻找木制厕筹或砖瓦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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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厕筹的制作过程也很麻烦,需要仔细去除表面的小刺,随时保持光滑。厕筹本身的设计也并不能完全满足清洁要求。这样一来,更追求生活质量的上层人士便都会在如厕后更换衣物,来满足卫生需要。

此后,更衣便发展新义,不再仅仅指代更换衣物,而是扩展为了如厕的雅称。在《资治通鉴》中,有"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一句正式使用了更衣做如厕代称。《伤寒论》与《水浒传》等也提及了更衣这一用法。

直到造纸术发展完善,纸才逐渐被用来充当厕所用品。唐朝时曾有一个规定叫"不得拿宣纸做厕纸",由此可间接判断此时已有厕纸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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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明清时期,用纸擦拭才成为普遍习惯。元朝《元史·列传第三·后妃二》中有记载:"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用纸,亦以面擦,令柔软以进。"此为厕所用纸的首次正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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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衣与如厕的关联

更衣得以成为如厕的雅称,主要是因为古代清洗用具的简陋。

早在五千年前,西安就已出现了厕所。在夏朝时期,有一种名叫"圂"的房子,会被建在猪圈上,专门给人如厕,但尺寸比猪圈小很多。

到汉代,这种厕房再升级,上层厕所与下层猪圈等宽等长,成为了百姓陶屋中的基本配置。其大小与高度都不及普通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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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时,厕筹代替木块或土块,成为了最为普遍的厕所清理工具。但是无论是木制厕筹还是竹片厕筹,都无法完全做到清洁干净。因此,生活条件优越的贵族阶级会在每次如厕后直接更衣,以保证清爽。

西汉时期,造纸术已经被发明。此时人们已经创造出了麻质纤维纸。这种纸张质感粗糙,并且生产成本极高,日常生活中基本无法使用,更不用说发展为厕所用品了。

便壶也是在此时出现的。当时,人们把夜壶称为"虎子"。这是来自于西汉大名鼎鼎的飞将军李广。李广骑射一流,经常射虎以显技艺。为表现对猛虎的轻视,李广派人制作了一件老虎形状的便壶、此后该称呼便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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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运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等制造出了现代纸张的原型——"蔡伦纸"。这种纸质量更好,成本更低,很快被普及。

虽然原料便宜致使"蔡伦纸"普及开来,但文人墨客还从未考虑过将纸张用作清理用品。他们非常珍惜纸,只将纸当作书写材料。因此,厕筹依旧是主流的使用产品,许多贵族还是采取更衣的方式在如厕后清洁身体。

唐朝时,百姓才真正开始使用纸来代替厕筹。尽管大部分人清楚厕纸比厕筹方便,敬惜纸张的文人还是会吩咐"用厕筹……不得用文字故纸。"

在唐、宋两代时,马桶也出现在了上等贵族的豪宅中,并逐渐在百姓中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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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西晋石崇家中的厕所下放有木格栅与鹅毛。每次排便后,鹅毛便会掩住排泄物的臭味。侍童也会马上换掉使用过的木格栅,以此保证厕所的整洁。这就是马桶的雏形。

马桶在南宋便已成为十分普及的便器。在南宋吴自牧的笔下,临安城里街巷小民之家,都使用马桶,而不使用坑厕或厕房。 每日还会有出粪人专门负责清理马桶。

因此,等到马桶与厕纸在唐宋等朝代成为大流后,人们虽然还是出于礼仪称呼如厕为更衣,实际上却再也没有更衣清洁的必要了。使用抽水马桶与厕所要比携带厕筹方便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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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厕所轶事知多少

石崇与厕所的故事,在《世说新语》中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除此之外,像这样有趣的名人轶事还有很多很多。

《左传》中曾写道这样一句话:"将食,涨,如侧,陷而卒。"短短几个字便道出了春秋时期晋景公如厕而亡之事。

这位君王本有便秘之苦。有一日,他被一名叫桑田巫的小孩预言"不食新矣。"意思是,等不到吃上新成熟的小麦,晋景公便会去世。国君大怒,苦等六月后令人呈上新麦,欲图反驳桑田巫所言。而在这时,他突然感到胀腹,随后在如厕时"陷而卒"。

明末清初的小说集《照世杯》,收录了一篇《掘新坑悭鬼成财主》。这里头说的是穆太公利用公厕创收的趣事。湖州乌程县义乡村里住着一位穆太公。他进城办事,突然内急,便用了路旁的收费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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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后,具有商业天赋的穆太公想着这粪坑收费"到强似作别样生意!"于是,他请人"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做成了公共厕所,后又补充了一间女厕。宣传经营方面,穆太公也下足了功夫。

他特地请训蒙先生写了百份报条以吸引客人,还每日早起为客人准备草纸,从此靠着厕所生意致富。

一些我们熟识的历史人物也与厕所有着一段缘分。汉高祖刘邦出身农家,平日行事颇为不拘一格。一天,这位汉高祖在群臣前内急,因此借用了一位臣子的帽子用作接壶。据说这便是便壶的由来。《西京杂记》中提到,汉朝宫廷中会提供玉做的"虎子"给皇上使用,以替代厕所,"虎子"即便壶。

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与刘邦一样出身卑微。他曾收纳了后蜀的诸多战利品。其中有一件镶嵌了各色珍珠与玛瑙,看上去价值连城。赵匡胤极其喜爱这件战利品,经常放在手中把玩。直到有一位官员告知赵匡胤这竟是后蜀国王的便盆,赵匡胤气急,便将这件精美的物件扔出了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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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小到厕纸,大到厕所。它们都是人类生活中的必需品。每个形态背后都象征着一个朝代的经济水平与文化发展。同时也能反映出百姓的普遍思想形态。

就经济而言,建造厕房与马桶等所需要的经济财力都远远大于坑厕。它们的普及可以代表历朝历代以来整体经济的提升。而在思想方面,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将对隐私的重视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都一一体现在了厕纸与厕所的发展中。这也是厕纸与厕所等能不断得到改进的重要原因。

更衣、解手等如厕的雅称,也能象征中华民族特有的含蓄之美。即把一些在公共场合难以说出口的词汇得体化。直到如今,人们都未曾抛弃更衣、解手等词的内核,仍将厕所称为洗手间、更衣室等等。

可以说,厕纸与厕所,和其他所有具有发展史的事物一样,都是文明的一部分,都是文明史的代表之一。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世说新语》

《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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