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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睿智
1860年(万延元年)，为了交换《日美通商条约》批准书，日本使节乘坐美国的军舰前往美国时，随行的胜海舟等人另行乘坐250吨的“咸临丸”一起横渡了太平洋。这是日本人首次驾驶蒸汽轮船直航横渡太平洋。在此前不久，日本人还没有见过蒸汽轮船，学习航海技术，也只有几年工夫。但是，胜海舟等人为了提高日本人的士气，尝试挑战横渡太平洋，在有美国海军军人的同乘和援助的鼓励下，成功地完成了这次远洋横渡。这件事，恰如日本拉开近代序幕时的一个象征。即，尽管日本是在外国的压力下被迫开放了门户，但是，一且决定开国之后，面对西方的冲击，便显示出勇于冒险的气魄和能力。
在1853年(嘉永六年）6月，美国的佩里率舰队来到浦贺港以前，日本是一个停滞的封建国家。“士农工商”的身份秩序全面制约着日本人的生活，甚至渗透到文字和语言的用法等细节。儒教道德是构筑上下尊卑、服从及效忠等社会关系的基础。幕府为了维护这种封建秩序的安定，不希望它有任何的改变。正如1856年作为第一任总领事来到日本的哈里斯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日本对于任何事情都是遵守“一成不变”这一格言的。
同时，到那时为止，日本还是一个与世隔绝、过着太平生活的国家。1636年，日本颁布“锁国令”，断绝了同世界的往来。除荷兰船和中国船以外，一律禁止外国船只来访。而且即便是这两个国家，也被严格限制在规定的贸易港口和居住地区内。海外的信息只是通过在长崎的一些有限的接触少量地传人日本。这是日本之所以能够享受近三个世纪的太平之世的一个很大的要因。但是在那二百多年里，除了因意外漂流到海外的渔民之外，日本人是谁都不能到外国去的。
这种停滞、太平和孤立的状态，因佩里率领美国舰队来到日本、以军事力量胁迫日本开放门户而被打破。1854年，佩里率领美国舰队再次来到日本，并深入江户湾，要求日本对他前一年递交的美国总统的书信作出答复。以下这段文章非常形象地反映出当时日本人见到蒸汽轮船时的惊奇和恐慌。
美国军舰于正月二十八日由浦贺出发，至神奈川湾抛锚停泊，幕府惊恐万状，担心美舰会绕过羽田滩而直抵品川，而一旦谈判破裂，江户则将在彼等大炮之下化为黑烟。故在神奈川至江户之间，配置了众多瞭望哨所，告急文如雪片般飞来。将军所居城堡内，忽报夷船正向江户驶来，于是惊慌一片；忽报夷船驶往浦贺，则又暂安一时。如此忽惊忽安者，日达数次。后经详查其向背之因，发现舰船乃是受潮汐涨落及风向之影响而发生移动而已。但哨所不明就里上报眼见表象，从而引起一场虚惊。
—－福地源一郎《幕府衰亡论》第50—51页，引自冈义武《近代日本政治史I》第19页
面对美国舰队的威胁，幕府不得不决定作出让步。担任谈判的幕府官员们知道清朝在鸦片战争及“亚罗号”船事件中战败的情况，深恐日本重蹈覆辙，于是，打破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传统，与美国缔结《日美亲善条约》，开放下田、函馆二港，并于1858年（安政五年），在美国总领事哈里斯的强硬要求下，缔结了《日美通商条约》。
围绕缔结通商条约问题，当时日本的舆论分为了两派。一派为开国论者，他们主张，如果坚持锁国方针，则会导致同西方诸国的战争，而且日本有败北的危险，因此除了开放国门之外别无他途。与此相对立的另一派则是攮夷论者，他们主张拒绝外国提出的开国要求，用武力击退外国船只。在这些攮夷论者当中，虽然有些人出于原始的排外思想而反对开国，但并非所有的攮夷论者都是单纯的排外思想的狂热信徒。在攮夷论者当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在西方的军事威压之下实行开国，会对国家的独立性造成危害，从而主张首先赶走洋人，击退来自西方的压力，随后再根据自主意愿来开放国门。他们认为，因无可奈何而实行开国的这样一种失败主义的思想方法，无法保证日本的国家独立。在这些意见之外，还有人认为现有的幕府政治体制无法对抗外国的强压，从而倡议天皇亲政。也有人主张固守幕府的传统政治制度。这些互相对立的意见纷纭交杂，使当时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
然而此后不久，萨摩与长州的攮夷论者们试图用武力攮夷，结果却被西方各国的炮舰击败的事实终于让人们醒悟到攮夷是不可行的。同时，积极的开国论，即：应当通过开国使日本实现富强，并拥有能够与西方各国抗衡的实力的主张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比如，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曾经于1863年秘密留学英国（1863年，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胜、井上馨、远藤谨助等五人受长州藩政府秘密派遣前往英国留学。他们此后支持开国和富国强兵论，积极参与倒幕维新运动，并在明治新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伦敦等地见闻了西方的情况以后认识到攮夷是轻率的，实行攮夷只会使日本灭亡。“即便我们在学问上取得了成果，但如果自己的国家灭亡了，任何学问都将无济于事”，因此他立即回国，努力投身于消除攮夷思想的工作。
但是，人们在痛感西方军事力量的优越之后，对幕府的不信任感也越来越强，要求以新的政治体制取代幕藩制度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结果，以德川时代曾经完全只是形式上权威的天皇为中心，诞生了一元化的新政权。在幕藩体制转换到天皇亲政的过程中，虽然也发生了一些斗争，但因日本的领导者在政治上的睿智，终于以幕府将军将大政和平奉还于天皇的形式实现了明治维新。
就这样，明治日本的基本政策得到了明确。即：开放门户，应允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实行富国强兵政策，以确保国家的独立。而实行这些政策的都是富有想象力和领导能力的人，这对日本而言是非常幸运的。他们的进取精神充分体现在明治天皇的声明书“五条誓文”中。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旧有之陋习，秉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于世界，大振皇基。
为了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能够保持国家独立的强国，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明治的领导者们对必要的措施都予以了果断坚决的执行。一方面他们具有在倒幕运动过程中锻炼出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另一方面，在攮夷的失败以及其后的外国旅行中，他们亲身感受到了西洋文明的优越性，确信有引进的必要。
比如，明治维新领导人之一的大久保利通，是殖产兴业的功劳者。明治维新四年后，四十三岁的大久保去欧洲旅行时，对英国的工厂、道路、铁路和运河等赞叹不已。痛感到日本的差距，他情不自禁地感慨说：“像我这样有了一定年纪的人，对今后已经无能为力。无法应对时代的要求，只能隐退了。”此后，他之所以能够为殖产兴业不惜付出全身心的努力，正是因为能够准确并切身了解了这一现实的缘故。
明治政府在维新四年之后的1871年废藩置县，派出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知事对各县实行管理。通过这一改革，德川时代拥有大量土地的藩主们丧失了权力，新的中央集权体制得以形成。同时，身份等级制度被废除，武士的俸禄也随即被停止，从此，依靠身份过活的保障不复存在，人们必须依靠职业，如官员、教师或产业家等来自食其力地谋生。此外，新政府还施行了新的教育制度，给予国民以平等的教育机会。因为明治的领导者们认为，维新大业不能只靠领导人自己，必须借助于大多数接受过教育的国民之手来共同推进。这就是明治领导者的胸怀。他们还根据所掌握的西方各国兵役制度的知识，结合德川末期兵役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保卫国家不能只依靠武士，而是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参与。以此为目标，他们创建了近代化军队。与此同时，解除了农民对土地的隶属关系，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对于这些根本性的改革，当然有人反对，尤其是武士们，不仅数次暴动，最终还引发了小规模的内战，但是明治的领导者们解决了这些问题。
这样，新政府建立起近代国家体制之后，便以此为基础谋求殖产兴业。首先，由国家着手建立铁路、电信和邮政制度等振兴产业所必需的“动脉”和“神经”，并由政府创办一些示范工厂，以引导民间兴办类似企业。对于想办企业的人，政府不惜提供援助给予贷款。同时，政府进一步重视对一般国民的启蒙教育，鼓励阅读报纸，大力降低报刊的邮费，或者对投寄给报社的稿件实行免邮资政策，以帮助新闻报业的发展。这些政策对于实行近代化所必须的思想方法的转变，例如，从鄙视赚取金钱的儒教道德向鼓励赚取金钱的道德观念的转变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助推效果。
勤勉与灵活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政府努力普及教育、培养人才的措施。明治的领导者们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增进一般民众的知识。振兴近代工业，需要有推进这项工作的人才。在近代化军队中，不仅要求军官同时也要求士兵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准。而且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看，教育也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他们计划在全国范围兴办学校，普及教育，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面貌。
但是，设立小学时，政府没有支付补助金的余力，因此，大部分的小学是由国民出资兴办的。为生活所迫的民众虽然并不十分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但政府却不惜一切努力来提高就学率，各地的地主们也认识到国民教育的必要性，慷慨解囊捐资兴办学校。从德川时代开始积蓄起来的财富和知识，以及对地方文化的责任感促使了他们的善举。而一般民众也从德川时代以来就有到寺院开设的私塾读书的习惯，举国上下尊重教育的意识非常强烈。于是，国民教育迅速得到普及，到明治末年时，就学率已超过95%。直到今天，人们到乡村旅行时仍然可以看到大多数地方的小学校舍都是村中最好的建筑物，这就是日本人尊重教育的表现。
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为了大力培养学者，或出高薪聘请外国教师来日，或派遣日本学生留学外国。此外，未能参与政府工作的知识分子大多都创办了私立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为了实现近代化而重视教育事业，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一大特征。
推进这些改革的不仅是那些成功进行了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其后出现的知识分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人虽然没有参与明治维新运动，但在德川时代末期，或是在幕府的翻译部门，或是在各自的藩内进行着对西方各国的研究。他们当中，有的像大隈重信那样就任官职，有的像涉泽荣一那样进入产业界，或者像福泽谕吉那样从事培养近代化人才的教育事业。尽管从事的行业都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一致主张要大胆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制度。这些人都是武士出身，没有从事经济活动的经验，但在从事新型经济活动时，这些反而成了有利条件。这是因为从事新型经济活动所需要的才能就是敢于冒险和富有探索精神。旧武士因为没有任何会受其束缚的商业经历和传统，所以才能大胆地接受新事物。就像他们曾经乘坐“咸临丸”横渡太平洋一样，冒险精神是他们的推动力。
但是，仅仅靠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先知先觉还是无法实现近代化，必须要有许多人来追随先知先觉，而且，还需要有一批为实现近代化而勇挑重担的人们。就此意义而言，日本国民在“文明开化”的号召下，主动吸收西方文化并努力工作，积极储蓄、完成了实行近代化所必须的资金积累，这是日本能够成功实现近代化的最基本的要因。
日本国民的消费态度，带有强烈的儒教道德特征。一方面，它把获取利润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这种观念阻碍了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认为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奢侈是一种罪恶，从而促使了人们踊跃储蓄，又帮助了产业的发展。在对待西洋文明的态度上，领导者们决定开放国门、引进西洋文明之后，国民对此不仅没有抵抗，反而显示出欣然和欢迎的态度，甚至有一段时间还出现了轻视日本固有的文化遗产，认为新的东西什么都好的潮流。有一段讽刺当时这种状况的文章是这样写的：
“文明开化”这句话，最近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了。可是，真正了解“文明开化”的内涵而使用这个词的人却不多见。去听一下他们说的那些话，什么“吃了猪肉就文明了”、“那个家伙最近走路时一直撑着洋伞，真是太文明了”、“穿着的鞋，不脱就直接进入铺着榻榻米的房间”。这些所谓的“文明”可真是让人受不了。如果不了解“文明”的真正含义，胡乱把一些看到听到的新鲜事物都看作“文明开化”，就会闹出啼笑皆非的笑话。
那时，所谓的“舶来品”被人们争相抢购。有人主张对日本文字进行改革，其中包括森有礼提出的“废除汉字、使用英文字母”之类的建议。甚至还有人倡议改善日本人的体质，说“日本人虽天性聪慧，但缺乏毅力，此皆因不食肉所致”。所以，要从幼儿时期即哺以牛奶，以后再让他吃牛肉长大，那么日本人也将成为富有毅力的国民。因为“牛是鲁钝之兽，吃牛肉长大的东西，一定会像牛一样有忍耐力”。有的还提议说要同外国妇女结婚以改良人种。明治时期的日本，就是这样想要一下子改变所有的事物。虽然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弊病，但毫无疑问，它会让日本更容易引进西洋文明。
看上去这似乎和德川末期的攮夷运动完全不同，但其实主动吸收外国文明的精神才真正是日本人的传统性格。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是如此，从正面角度看，是对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宽宏大量，从负面角度看，则是容易醉心于外国文明的模仿者。日本人很早以来就醉心于中国，并为吸收中国文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圣德太子不仅用汉文撰写了日本最初的宪法、即十七条宪法，而且引进中国服装，收集中国物品，想让生活方式全部都实行中国化。同样，在16世纪西欧各国初次进入日本时，日本人也争相引进西洋文化。在当时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来到日本的传教士们对于洋枪在日本的普及感到吃惊，他们由此看到了日本与其他东方各国之间的不同。
日本人对外国所持的这种态度，是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日本没有能够对它产生威胁的紧邻的大国，只有一个可以引进其文化、相隔较远的中国。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而言，能够向中国学习是一种莫大的恩惠。但是，就古代的交通手段而言，日本与中国相隔甚远，中国无法统治日本。日本人的这种对外国文明不加警惕、反而积极引进的性格，可以说就是在这种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19世纪中叶，西方各国带着军事力量来到日本时，日本人起先对此进行了强烈反抗，因为他们担心日本会丧失独立。但是不久后，当他们发现为了维护日本独立必须要引进外国文明时，日本人便一心意为引进西洋文明而不遗余力。而且，随着对西洋文明优越性的理解他们愈发赞扬西洋文明了。
为了国家的独立，理解外国文明优越性的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对待外国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在对待大津事件的态度中看到典型的表现。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俄国皇太子访问日本时，被国粹主义者的警察所刺伤。事件发生时，日本人感到极大的遗憾，他们从日本各地将慰问信和慰问品送到俄国皇太子那里。同时，许多人还向身在俄国的沙皇发出了深表遗憾的电文。日本国民为这种对外国宾客的非礼行为从内心感到歉疚。围绕这一事件，还有一段插曲是关于审理此事件的审判官的。日本政府担心俄国会以这一事件为借口来为难日本，因此主张对犯人的惩处应当适用对皇室犯罪的法律而处以死刑。然而，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并不屈服于这种政治压力，采取了维护司法权独立和法律正义原则的行动。他指出那样做是枉法的，他对被告作出的判决是无期徒刑。参与审判的当事者们，满怀着“日本是法治国家”的自豪感和独立精神，做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件事不仅可以看出国民大众对俄国皇太子的友好态度，同时也表现出明治时期日本优秀的一面。
日本的领导者们因为担心在经济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而没有引进外资，但他们认为，为引进外国的技术，聘用一些外国人的做法是安全的，于是就出高薪聘用外国人。这些“被聘用的外国人”几乎涵盖了法律、军事、经济等所有领域，他们认真为日本工作，不仅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还主动为日本出谋划策。他们对日本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其中，有像费诺罗萨那样的人，他在参与日本教育工作的同时，还将日本的美术介绍到欧洲。还有像外务省聘请的丹尼森那样的人，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时，他在外交方面向日本提供了重要的建议。丹尼森曾以随员身份参加朴次茅斯会议，当时他曾被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开玩笑说：“你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因为丹尼森的行动完全就像是一个日本人。
这些“被聘用外国人”之所以能够活跃在各个领域，不仅是因为日本人对外国人态度友好，更是因为外国人忠于职守的西方道德观念。这给日本人树立了重要的榜样。此外，在那时，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还没有出现排外的民族主义，这对日本来说，可以说是极其幸运的事情。明治时期日本的惊人发展，正是因为具备了上述的各种因素才得以实现的。
【摘自（日）吉田茂著《激荡的百年史》，袁雅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2、戏说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明治维新的悲剧英雄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1828年1月23日—1877年9月24日），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末）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他和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
1827年1月23日生于萨摩藩(今鹿儿岛县)。自幼受严格武士训练。1828年1月23日（文政十年十二月七日）西乡隆盛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城下下加治屋町山，是御勘定方小头西郷九郎隆盛（后改名吉兵卫隆盛）的第一个孩子。幼名小吉，通称从吉之介，善兵卫，吉之助顺次变化。成人式时名隆永，后来改为武雄隆盛。号南洲。天保12年（1841年），行成人式，改名吉之介隆永。在这个时候加入下加治屋郷中的青年组织“二才组”。 他自幼受到严格的武士训练，这使他养成尚武的习性，具有浓厚的忠孝仁义等封建道德观念。
弘化元年(1844年)担任「郡方书役助」。后为郡书记官先后共10年。和维新三杰另一位的大久保利通一向伊藤茂右卫门学习阳明学及朱子的「近思录」，向福昌寺(现鹿儿岛市立玉石龙高级中学所在地的岛津家菩提寺)的无参和尚门学禅。他跟随郡长巡视农村，接触农民，通晓农政。其间，郡长迫田因荒年要求藩政府减免年贡不准而愤然辞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出身于濒临破产的下级武士阶层，长期担任低级官吏，使他对下层人民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对幕府末期的政治腐朽有所认识，从而走上了矢志改革的道路。 岛津齐彬继承萨摩藩藩主之后，西乡隆盛为首的“诚忠组”上书阐述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其政治主张得到岛津齐彬的赏识。
1844年起任下级官吏。1854年成为开明派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的亲信扈从，随其住江户（今东京），参与藩政，并为尊王攘夷运动奔走。1858年幕府兴安政大狱，两次被流放，1864年被召回藩，在京都掌握藩的陆海军实权。同年参与镇压尊王攘夷派长州危机，并成功化解敌对派（第一次长州战争并未交战，因此称长州危机更合适），后预料幕府将亡，遂积极投身倒幕运动。1866年3月在京都同长州藩倒幕派领导人木户孝允等人缔结萨长倒幕联盟密约。
1868年1月3日，与岩仓具视(1825～1883)、大久保利通等人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明治新政府。在同年的戊辰战争中任大总督参谋，指挥讨幕联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因他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战争中的功勋，在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1870年初，由于与大久保等人在内政方面的分歧，辞职回鹿儿岛任萨摩藩藩政顾问，后任藩大参事，参与藩政改革。1871年到东京就任明治政府参议。1872年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跟随岛津齐彬期间，西乡隆盛受到齐彬改革藩政以求富国强兵的思想影响，并受到勤王家藤田东湖和桥本左内等人的影响，使他立志勤王和改革幕府政治。
1854年（安政元年）随岛津齐彬至江户居住3年，为齐彬等人倡导的王室公卿和幕府将军合作的“公武合体”运动四处奔走联络，十分活跃逐渐成为晓有名声的改革派志士。 在“将军继嗣问题”上，与齐彬一起拥戴一桥庆喜。
1858年，由于岛津齐彬暴病而疫，由岛津忠义任藩主，实权掌握在其父岛津久光手中。西乡闻讯，曾打算为齐彬殉死。经僧侣月照的劝导，他才打消此念，立誓要继承齐彬的遗志，进行幕政改革。此后，他依旧往来于京都与江户之间，进行勤王活动，策划除掉幕府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大老。9月，井伊制造“安政大狱”，残酷镇压勤王志士。西乡和月照逃出京城才幸免遭难。二人先后回到鹿儿岛，不料却被勒令离开萨摩藩。他们感到勤王大势已去，绝望之下，当船行至锦江湾，相抱投海自尽。被救起时，月照已溘然长逝，西乡亦奄奄一息。岛津久光把他流放到奄美大岛。
1862年（文久2年）西乡隆盛在已握藩中大权的大久保利通帮助下返回萨摩藩。解除处分后作为尊攘派开始活动。久光本想借助西乡的声望，以便实现自己入京勤王，继续搞“公武合体”的计划。不料，西乡反对，表面上是认为久光威望和身分不够。实际上其新的政治主张“尊王攘夷”与藩主的“公武合体”有矛盾，而且西乡又与激进的藩士们联络。久光一怒之下，将他流放到德之岛，两个月后再转送到流放死刑犯人的冲永良部岛的牢狱中。 然而再次被流放到小岛。在狱中两年，西乡受尽磨难，却阅读了大量儒家著作，不时吟诗抒怀。他的一首诗写道:“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诚。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这表达了他对死于安政大狱的志士们的追念之情，也阐明了他的生死观和忠君勤王的志向。
1864年，因倒幕派势力增大和藩士们的要求，久光下令召回西乡，并委以掌握萨摩藩陆海军实权的重任。 此后五、六年间，是西乡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他开始还是作为久光的谋将，后来则成为尊王倒幕派的领导人。他与大久保利通密切合作，在萨摩藩内进行政治改革，并为完成日本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大业，立下了功勋。
1864年7月，幕府对长州藩志士们发动的禁门之变进行镇压。在京都的西乡遵从久光之命，参与镇压活动，在战斗中负伤，因而受到褒奖。9月，西乡在大阪会见了胜海舟。胜对西方十分了解，对幕府内情也有很深的认识。这次会见使西乡开阔了眼界，认识了幕府的腐朽和没落，思想发生转变。但这时的西乡仍有“萨藩主体”的地方意识，所以在行动上表现得十分动摇。当幕府于9月组织军队讨伐长州藩时，西乡仍从本藩利益出发，参加并指挥了征长讨伐军。但在翌年4月幕府组织第二次讨伐长州行动时，西乡已在行动上贯彻其强藩联合对抗幕府的主张，不顾幕府一再下令催促，坚决拒绝出兵。12月他派人与长州藩联络，并在1866年正月，于京都同长州藩倒幕派领导人木户孝允缔结了“萨长倒幕联盟”的密约。从此他作为一位倒幕派领导人在全国进行了广泛的倒幕活动。
1866年7月，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死，德川庆喜继任。12月，一贯压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神秘死亡(多数认为被公卿岩仓具视等毒死），由年仅14岁的明治天皇继位。倒幕派利用宫廷的形势，开始准备武装倒幕。在土佐奇人坂本龙马的斡旋之下萨摩藩与长州藩结成“萨长同盟”。之后萨摩与土佐藩也结盟。这几个“西南强藩”掌握天皇政府大权，共同讨伐幕府。西乡等人还与英国结成了“萨英同盟”，想从英国那里购买武器和取得财政援助，但他们对英国的侵略企图有所警惕。1867年7月27日，西乡在大阪会见英国公使馆官员沙托时表示：“关于变革日本政体问题，应由我辈尽力而为，如与外国人相商，则有失体面。”西乡的回答，表明他已有较强的民族意识。
1867年9月，西乡、大久保通过岩仓等公卿，事先做好了用天皇名义发布《讨幕密旨》的准备。10月14日，萨长两藩得到了《讨幕密旨》。在部署就绪后，12月9日，西乡、大久保等倒幕派发动政变，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将军制度等，要德川庆喜立即“辞官纳地”。倒幕派于当天组织了新政府，西乡、大久保等掌握了新政府的实权。
以德川庆喜为代表的旧幕府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发生国内战争，因是戊辰年间，史称戊辰战争。1868年1月在京都之南的鸟羽、伏见地区，幕府军与政府军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西乡指挥了这次决战。由于兵士的奋勇和人民的支持，政府军打败了3倍于己的幕府军队，取得了胜利。西乡被新政府任命为陆海军负责人。2月，讨幕军从京都出发东征，包围了江户。这时，防守江户城的胜海舟，向庆喜说明了国内外形势，促使庆喜下决心投降。3月，西乡向幕府提出了7项投降条件，并去江户会见了胜海舟。最后签订了幕府投降协定，史称“江户无血开城”。8月，西乡又率讨幕军转战于关东和东北地方，征讨幕藩残余势力，取得节节胜利。凯旋回师后，西乡由于军功卓著受到了奖赏。9月，他以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国内战争中的功勋，授正三位官职，赏典禄为两千石，成为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的人。功成名就的西乡，出于封建思想，认为自己功名地位高于萨摩藩主岛津家，有损“忠臣”的声誉，遂于1870年1月辞职，回鹿儿岛做了藩政顾问，后任藩大参事。 西乡离开中央回到地方，还因为他对明治政府实施有损于下级武士利益的政策感到不满。他很同情下级武士们在明治维新后的悲惨遭遇。他在请求萨摩藩政府救济一个参加内战的士兵的信中写道：“临生死之境，使之如私物，事定之后，即行抛弃，影响德义。”他的一首广为流传的言志诗写道：“几经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耻瓦全。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他看不惯许多政府高官追名逐利，穷奢极侈，指责他们为“利”忘“义”。西乡的个人品德，在日本一直被人们推崇。正是在这些内政问题上，西乡与大久保等人产生了矛盾。 西乡、大久保等人尽管有矛盾，但他们都认识到要建立近代国家，使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必须消除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从1871年起，他们又在这个目标下联合起来，全力进行废藩置县的改革。
1872年7月，西乡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次年7月，政府公布《地税改革条例》等5个文件，实行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近代土地制度的地税改革。在此前后，政府还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项资产阶级改革。西乡主持和参与了这些改革，虽在改革内容上没有特别的建树，但他统帅军事力量，以武力为后盾，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应该说是他的特有贡献。 西乡、大久保、木户三人以在倒幕维新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被人们誉为“维新三杰”。
在此前后，参与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资产阶级改革。1873年10月，因“朝鲜派遣使节问题”与大久保利通等人反对，辞职回到鹿儿岛，兴办名为私学校的军事政治学校。1877年1月—1877年9月，被旧萨摩藩士族推为首领，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9月24日兵败，死于鹿儿岛城山。
1877年西乡隆盛之官位遭到剥夺，然民间同情声浪甚高，明治天皇也曾表示惋惜之意。在黑田清隆努力奔走下，于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同时获得特赦，并追赠正三位之官阶。
西乡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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