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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六盘山地区曾是宋夏激烈争夺的边境之地，后为金占据。
1213年，蒙古铁骑开始大举伐金，在此后的几年，六盘山逐渐进入了成吉思汗雄阔的视野。
1226年冬，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灵州，后“还次六盘”。
1227年春，成吉思汗又挥师渡过黄河，由西道攻克临洮，进入金境。
夏四月，成吉思汗攻至六盘山西麓，拔德顺军（今隆德县）。闰五月，成吉思汗避暑六盘山。
在那个艳阳高照的夏天，六盘山以其特有的秀美与清凉，拂去了蒙古征战者满身的征尘，滋润了朔漠离乡人流浪的心田。
在六盘温情脉脉的怀抱中，在大山流波涌翠的美景前，这些蒙古武士真正感受并领略了一种荡魂销魄的宁静与幽美，温馨与惬意，旷达与安适，遂产生了修宫造府、避暑南山的美好愿望，形成了以六盘山为根据地，养精蓄锐攻金伐宋的战略思想。
但成吉思汗并未实现自己的宏愿，就在这年的秋天，一代天骄在大山的怀抱里静静地闭上了双目。
元太宗窝阔台承接了父亲的遗志，继续经略六盘。
1235年春在和林筑城，修万安宫，派皇子阔端征秦、蜀。到了1236年冬天，皇子阔端已进入成都，至此，蒙古统治者由北方和林经六盘山往南方成都一线灭金取宋的西线战略终于形成并初获功效。
窝阔台死后，宪宗蒙哥汗即位。
1252年，蒙哥汗命忽必烈征伐大理，仍然因袭了太祖成吉思汗当年的进关路线。
1254年，忽必烈由大理班师北归，于夏五月驻跸六盘山。
1258年，宪宗蒙哥汗“自将伐宋，由西蜀入”，进关路线仍由六盘山、宝鸡一线南行，夏四月亦驻跸六盘，直到秋七月才离开南进。
这时候，经过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经营，六盘山已不仅仅是一座野草萋迷、万木葱茏的大山，而是一处蒙元政权开疆辟壤的后方大本营了。
实际上，六盘山在蒙元时期历史地位的奠定，应是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
宪宗三年（1253年）秋七月，忽必烈“受京兆封地”，这既奠定了他在西北的统治地位，也预示着六盘山地区大规模的开发。
受封京兆后，六盘山就成为忽必烈避暑议事、指挥南方军事行动的地区之一。
后来，当他登上大元帝国的皇帝宝座后，又于至元九年（1272年）十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分地，驻兵六盘山”，并于山下建立安西王府，以镇守秦、蜀。
随后的岁月，六盘山便迎来了安西王开城建府、置兵屯田的热闹日子。
安西王府成为元朝派出的驻守秦、蜀地区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六盘山也成了中国西部万众瞩目的名山要地。
但物极必反是一条无情的自然法则。
经历了大元的极盛时期，享尽了大元的荣耀风光，六盘山很快就容枯色退，盛极而衰。
元朝的屯田养兵，牧马南山，开城造府，大兴土木，明清的震灾倾覆，战火焚烧，无度砍伐，干旱少雨，终于使六盘山在明清之际进入了灾难的深渊。
尽管大山峻拔依旧，姿态如昔，但已是山色易容、草木稀疏的景象，已使后人难以再领略秦始皇当年所观览的一山青葱与满目苍翠了。
翻破明清两代史书，我们已经很难从中找出明清皇帝们登临巡游六盘山的只言片语了。
有时候，明清皇帝们因西北战事的需要，也要御驾亲征一番，但往往是绕开六盘，取道他方。
六盘山是陇山主峰，山峦险峻，横亘长200多公里、宽50多公里，森林茂密，牧草丰富，溪流密布，气候湿润凉爽。
更重要的是，六盘山是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隘和屏障，在此避暑有一举两得之功。
自成吉思汗进入六盘山，驻跸凉殿峡以后，此时的六盘山，山峦吐翠，绿波万顷，他决定在六盘山凉殿峡避暑。
凉殿峡是一道南北走向，长达20多公里的峡谷，这里四面环山，群峰林立，怪石嶙峋，乃天然屏障中的一方洞天。
泾水穿峡而过，汩汩作响。虽然盛夏时间，却凉风习习，香气怡人。
成吉思汗避暑凉殿峡，悠然而生感慨：人生苦短，安得长生不老，永牧天下？
成吉思汗正为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和抚众安民大伤脑筋时，他的一个臣子告诉他，山东栖霞山有一个叫丘处机的道士，精通养生学和道术，法术超人。
成吉思汗一听，亲自起草了一封邀请函，并派侍臣刘仲禄千里相邀。
当丘处机看到成吉思汗“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唯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援一方斯可矣”的邀请函时，不禁为成吉思汗的诚意所打动。
随即，他不顾年逾七旬的高龄，决定长途跋涉，去跟成吉思汗会面。
丘处机带着18个弟子，一路饱经风霜，终于在六盘山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以长者之礼对待，盛宴款待，然后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丘处机坦诚回答：“要长生，须清心寡欲；要统一天下，须敬天爱民。”
一句话说得成吉思汗醍醐灌顶，深深折服。他赞誉丘处机是济世渡人的“神仙”。
成吉思汗深深佩服丘处机的渊博知识，丘处机深深佩服成吉思汗的英雄气概，两人彼此欣赏，成为莫逆之交。成吉思汗听从丘处机的劝告，下令“止杀”。
当时蒙古骑兵每攻占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轻者大肆抢掠，将俘虏和女人作为奴隶，重者满城屠杀干净。
后来成吉思汗的子孙攻取中原后，很少屠城。
成吉思汗令其子女学习中原文化，以礼御兵，忠孝事义，礼义待人。
传道结束后，丘处机请辞返程，成吉思汗依依不舍，借口给丘处机做生日，拖延好些时日，才肯放行。
临行时成吉思汗赠给丘处机牛羊马驼、金银财宝，丘处机一一婉言谢绝。
丘处机离开后，成吉思汗曾托人打听丘处机的生活健康状况，捎去亲切的问候，先后发布三道诏书给丘处机，每道都畅谈两人的友谊，表达自己深深的思念。
1227年7月，成吉思汗病危，一天晚上，他忽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据此，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派人将驻兵于附近的儿子窝阔台与拖雷召到身边，郑重地立下临终遗嘱：“吾儿，父殆至寿终矣。赖长生天之助力，吾已为汝等建此大帝国。自国之中央达于四方边极之地，皆有一年行程。设若汝等欲保其不致分解，则必同心御敌，一意为汝等之友朋增加富贵。汝等中应有一人承大位，吾死后，汝等应奉窝阔台为主，不得违我遗命。察合台不在侧，应使其勿生乱心。”
此时，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中，拙赤已去世，窝阔台最大的威胁者消失了。
察合台一直拥护窝阔台，成吉思汗死后仍然如此。
拖雷本人也多次强调自己对窝阔台的拥护，所以，窝阔台继位似乎是毫无悬念的。
但是，按照游牧民族“幼子守产”的习惯法，在成吉思汗逝世后，小儿子拖雷实际上继承了成吉思汗本人所统领的诸部及大部分军队。
以12.9万的漠北自由民骑士为例，成吉思汗诸子诸弟共分得2.8万，其余的10.1万人都属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死后则全部属于拖雷，这便意味着虽然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窝阔台将成为整个帝国的汗王，但其本人实力却远低于弟弟拖雷。
这一看似矛盾的处理，体现了成吉思汗的另一观念，即：他认为汗位是属于整个黄金家族的，而不只属于自己。所以，在自己的财产继承上，他遵循“幼子守产”的习惯法。
但在汗位的继承上，他不愿意以“幼子守产”的方式进行，而采取以贤能而定的方法。
如此处理，在成吉思汗看来，就是将公与私分别按各自的原则处理，是最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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