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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哪部排名第一，我会毫不犹豫的说是《水浒传》。这部伟大的著作在经历了无数次腰斩、增删之后，依然足以傲视群伦，高居榜首。即便把《水浒传》推向世界文学史，恐怕也没有几部著作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水浒传》原著只剩下七十回书，按照贯华堂本的文本，加上“楔子”，至梁山好汉排座次，总共是七十一回。就是这样一部残本，却演绎了中国封建王朝由盛到衰，直至灭亡的历史。深刻揭示了北宋、南宋、元朝走向覆灭的根由，并且，准确的预言了大明王朝的终极结局。
这一段历史，正是中国封建王朝从顶峰迅速走向衰落的历史，作者站在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节点，徐徐打开了一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那么，《水浒传》又是如何以故事隐喻历史，又是如何以故事来揭示王朝败亡的内在原因的呢？
容与堂本《水浒传》有一首开篇词，其中有这样一句：“评议前王并后帝”，似乎就道明了《水浒传》的创作主旨，它绝不仅仅只是讲一个梁山聚义的故事，而是要通过这个故事，评议自北宋以来，直至创作这部书时期的历代帝王。因而，这部伟大的著作便从这里开篇了：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 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书中说：“话说这八句诗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姓邵，讳尧夫，道号康节先生所作；为叹五代残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时朝属梁，暮属晋，正谓是：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
无疑，《水浒传》故事是从五代十国开始讲起，具体又是哪一年呢？接下来，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出场，他就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
《宋史·本纪第一·太祖》有这样一段记载：“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
后唐天成二年，是公元927年，五代十国历史进入第二十个年头，正是方兴未艾，天下大乱之际。因而，《水浒传》中这样写道：
后来感得天道循环，向甲马营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异香经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
施耐庵写赵匡胤出世，竟然就是摘录了《宋史》。这就为全书立意：这部小说，隐藏着历史真实。赵匡胤出世，是公元927年。因而，足可认定，《水浒传》的故事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在“楔子”这回书中，施耐庵以“洪太尉”放走了妖魔，为何偏是洪太尉，而不是其他姓氏的太尉做了这件事情呢？
原来，书中隐写的洪太尉竟然与大名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
话说洪太尉从龙虎山下来，第二天在上清宫道士的哄骗下，四处观光，来到了佛魔大殿。施耐庵是这样描写这座大殿的：
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正面两扇朱红格子；门上使著胳膊大锁锁著，交 叉上面贴著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著朱印；詹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
细数一数，就这么一小段文字中，竟然有三个“朱”字，而且，用了“重重叠叠”来说明“朱”字很多。还有两个“红”字，既是“朱”的同义，又是“洪”的谐音。这样的隐写，实在是又高明又明显，就是指向朱洪武的。然而，施耐庵又留了一手，要等到少华山神机军师朱武出场，“朱洪武”才算完整的呈现在了《水浒传》中。
既然写到了朱洪武，那么，《水浒传》的故事就应当到这里才算终结。然而，施耐庵的故事又是止于洪武朝哪一个时段呢？这个问题留待下文再讲。
对于元朝的隐喻，则无处不在。绿野老道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梁山好汉过春节的文章，其中提到很多节日，所有的节日都与“十五”有关。“月逢十五便团圆”，但是，《水浒传》中则是每逢十五便出事，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事。这种隐喻，说的就是灭元。
《水浒传》中有很多杀牛吃牛肉的情节，这是在隐喻北方游牧文化对中原农耕文明所造成的伤害，也与元朝有关。
“楔子”开篇，施耐庵就交代清楚了《水浒传》的时间跨度，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不仅是讲一个江湖流传的梁山好汉聚义故事。
赵匡胤凭借一条等身杆棒，打下四百座军州都姓赵，扫灭五代狼烟，结束十国战乱，迎来了“天下太平无事日”。
整部《水浒传》，这一段反映了五代历史的终结，北宋王朝的建立。然后，施耐庵继续书写北宋历史：太祖传位于御弟太宗，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传位与真宗皇帝，真宗又传位与仁宗。
仁宗皇帝这一朝，施耐庵进行了重点点评，说是：自天圣元年（公元1022年）至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号为“三登之世。”
所谓“三登之世”，就是九年为一登，三个九年都是五谷丰登，是为“三登”。施耐庵笔下，北宋王朝至此达到了鼎盛时期。
但是，嘉佑三年，出事了。这就是书中所说的误走妖魔的故事。汴京城瘟疫盛行，三月初三这一天，宋仁宗召集御前会议，商议如何祈禳瘟疫。
查阅《宋史·仁宗本纪》，这一年（公元1058年）北宋境内并无重大天灾人祸，汴京城也无瘟疫流行。那么，施耐庵为何这样写呢？
却说北宋王朝的这次朝会，出现了两个历史人物，即死于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的范仲淹，以及举荐过王安石的“参政”文彦博。
施耐庵为何让范文正公穿越而来呢？原来，后来与范仲淹一样积极推行新政的王安于石嘉佑三年二月调任度支通判，进京述职，上万言书言改革变法事。于是，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变法”就此发轫。
范仲淹是庆历时期行政的推行者，是改革派，文彦博则是后来坚决反对王安石改革的守旧派。这次朝会，施耐庵隐喻的是北宋党争之祸因为熙宁新法而肇始。
党争，是北宋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新政的推行导致新旧两党无休止的争斗，朝政陷入泥淖。
嘉佑三年的这次朝会，文彦博所提“释罪宽恩，省刑薄税，祈禳天灾，救济万民。”得到采纳。但是，京师瘟疫非但没有得到遏止，反倒转盛。于是，宋仁宗再次召集大臣商议。第二次朝会上，范仲淹提出去江西信州龙虎山诏请嗣汉张天师到京城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祈禳瘟疫。仁宗准奏，下诏命殿前太尉洪信为钦差，前往诏请张天师。
宋仁宗的这两次朝会，史书上并无记载，嘉佑三年时，也没有派钦差去请张天师进京。施耐庵以这样一个情节，暗示改革派将占得上风。因为范仲淹的主张，导致了洪太尉放出妖魔，北宋党争就此萌芽。
实际上，北宋新旧两党之争真正发端于熙宁二年（公元1068年），是宋神宗时期的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产生的新党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之争，此后，影响北宋政局五十余年，新法时立时废，朝野无所适从，深陷党争泥淖而不能自拔。史学家认为，党争之祸是北宋王朝走向衰亡的一大诱因。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以范仲淹喻新党，以文彦博喻旧党，写的就是北宋王朝的党争。因为，熙宁新法是在宋神宗时期才开始推行的，所以，洪太尉放走妖魔后，书中写道，张天师做了七昼夜好事，瘟疫尽消，军民安泰：
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驾，无有太子，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太宗皇帝嫡孙，立帝号曰英宗。在位四年，传位与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传位与太子哲宗。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
至此，施耐庵已经将北宋七代皇帝逐一点到，这几代皇帝都维持了赵匡胤时期的“天下太平无事日”。那么，洪太尉放走的妖魔，什么时候才“有事”呢？
“楔子”故事一讲完，便是高俅出场，在这个《水浒传》中最坏的人的故事中，隐藏了非常多的历史信息。
高俅发迹，基本上出自《挥塵后录》的记载，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做了适当的再创作。其中，压缩了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的履历，说是“没半年之间，（宋徽宗）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高俅一到任，便报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这是因为，高俅在做帮闲时，被王进的父亲王升打伤，将息了三四个月。
金圣叹先生在“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这回书的总评中，留下了这样几句总评：“史之为言史也，固也。进之为言何也？曰：彼固自许，虽稗史，然已进于史也。”
金圣叹的话很绕口，大意就是史进、王进这两个人名意味着《水浒传》是言史的，虽然是稗史，但毕竟也是历史。
其实，《水浒传》就是言史的，施耐庵所参照的历史，主要还是《宋史》，也涉猎了诸多稗史、野史。《水浒传》的主线完全按照历史步步推进，并以重大的历史节点演绎梁山故事。第一回书中，王升，指的是赵佶由遂宁郡王升为端王，王进则是端王“进”为皇帝。王进的徒弟叫“九纹龙”，隐喻的就是北宋九代皇帝。
王进出场，引出了“九纹龙”，也就意味着《水浒传》还将继续书写宋徽宗、宋钦宗的故事，这就是书中反复提到的“二龙”。
史进的故事再往前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出场，这就是鲁达-鲁智深。鲁达的故事应当是从宋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讲起的，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透露了梁山聚义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
却说鲁智深头一次大闹五台山后，便三四个月呆在五台山文殊院，没有走出山门。转眼间，到了二月间时令，鲁智深又溜下山去，到了一处市井。这回，鲁智深并没有立即去酒店吃肉喝酒，而是先去了铁匠铺，定制了一把戒刀，还要打造一条禅杖。
书中非常清楚的写到，铁匠铺的掌柜的叫“待诏”。这可是皇宫的信息，翰林院专为皇帝服务的文人画士才叫“待诏”，铁匠、剃头匠等等民间手艺人应该叫“待招”，一字之差竟然瞒过了所有的读者。
鲁智深对待诏说，自己要打一条一百斤重的禅杖。待诏说重了，便是关王刀才八十一斤重。鲁智深就说，那就按照关王刀的重量来吧。待诏说肥了，“依著小人，好生打一条六十二斤的水磨禅杖与师父。”
待诏为何一口说出了这样一个并没有特殊含义，也不是常用的数字呢？原来，这就是梁山故事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上文讲到，洪太尉误走妖魔是在宋仁宗嘉佑三年，即公元1058年，加上六十二，这就到了公元1119年，正是宋徽宗宣和元年。
这一年有两件事与《水浒传》有关。一件是宣和元年正月，宋徽宗下革佛诏，诏令“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革佛诏之后的一个月，也就是鲁智深打造禅杖的这个月，五台山文殊院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另一件事就是宋江在梁山起义。读梁山故事以此为时间轴，可以对应书中的重大细节，看到故事的历史背景。
鲁智深的故事与宋江的故事是遥相呼应的。花和尚野猪林救林冲，“遇林而起”之后，便与杨志联手，夺下了“二龙山”。二龙山上有座宝珠寺，又是暗射了赵员外的真实身份，他隐喻的就是北宋皇帝。因为，赵员外的庄子叫做“七宝村”，说的是佛门七宝，与二龙山的宝珠寺是同一个隐喻。
宋江则在九天玄女庙被两个青衣女童推下了石桥，石桥下面有“二龙相戏”、“二龙戏水”。
“二龙”指的就是宋徽宗、宋钦宗。而且，还不止暗射宋徽宗、宋钦宗，南宋末帝赵昺最终投海自尽，也是一位“戏水”皇帝。
《水浒传》其实就是一部宋王朝的兴亡史，这个皇朝起于赵匡胤，盛于宋仁宗，止于“二龙戏水”。
上文讲到，洪太尉误走妖魔时，施耐庵用大量的“朱红”信息来隐喻朱元璋。又以少华山的朱武，直接点到了“朱洪武”。把朱武的名字中插进一个“洪”，就是“朱洪武”。
朱武号称神机军师，此人并无十分本事，所谓的智谋、阵法，都是为了续书《征四寇》照应《水浒传》而加进去的。朱武的神机，就在于施耐庵暗射朱洪武，并且神准的预言了大明王朝的终结。
从显性文本中读，朱武是接着史进出场的第一个梁山好汉，但是，在洪太尉误走妖魔之前，少华山的三个强人就率先登场亮相了。但是，他们都不是完整的“人形”出现。陈达便是洪太尉在龙虎山山腰上遇到的白额锦毛虎，杨春则是那条雪花大蛇。朱武则以“朱洪武”的暗喻，探出了半个身子。这三人，实际上就是隐喻打下大明江山的朱元璋、徐达和常遇春。
据说，施耐庵曾经参加过张士诚的反元义军，《水浒传》中的历史故事便与此有关，宋江造反、投降便是张士诚起义、投降元朝事迹的文学加工。我觉得，从“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中，可以佐证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可信性。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九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二十万精兵，灭掉了张士诚。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年号“洪武”。因此，才有了朱洪武、徐达、常遇春的隐喻。但是，就此断定作者参与过张士诚的起义，则无实证依据。何况，即便是《水浒传》就是施耐庵所作，还有可能张士诚灭亡时，施耐庵还是个孩子呢。
《水浒传》中，真正放走妖魔的人不是洪太尉，而是张天师。这个张天师却不是宋仁宗曾经召见的虚白先生，而是宋徽宗朝的虚靖天师。施耐庵写的这次穿越有很多寓意，其中，这代张天师也是隐射朱元璋的。洪太尉在龙虎山上遇见的那位“骑着黄牛，横吹着那管铁笛”张天师，却有暗讽朱元璋这样一个放牛娃竟然做了皇帝的意思。
那么，“洪太尉误走妖魔”是不是就是暗射朱元璋放走了诸如徐达、常遇春这样的妖魔呢？确实如此，施耐庵认为，朱洪武这朝必出妖魔，最终也将重蹈大宋王朝的覆辙，走向灭亡。
历史证明，施耐庵的预言没有错，非但没有错，而且惊人的神准。
上文讲到，因为嘉佑三年时，“熙宁变法”发轫，从而，引发了导致北宋灭亡的党争之祸。大明王朝则有张居正变法，在他身后，大明王朝的党争达到极致。史家认为，大明实亡于万历，虽然这个结论并非是在指责张居正。但是，明王朝的党争升级却与此密切相关。
北宋“熙宁变法”是在宋神宗这朝推行的，新旧党争也始于此时。宋神宗是北宋倒数第四代皇帝，万历庙号神宗，也是大明倒数第四代皇帝——历史竟然如此巧合。
更为离奇的巧合是，北宋被金国所灭，金国是女真建立的王朝。取代大明王朝的，却是后金建州女真。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隐含了非常浓厚的反元思想，这部书对大宋王朝的抨击，以“二龙戏水”来寄托“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古代文人情怀，也是希望大明王朝切勿重蹈覆辙。然而，不幸的是，历史竟然如此惊人的巧合。
这并非是施耐庵又通天彻地的预言能力，而是《水浒传》揭示了封建王朝由盛到衰，直至灭亡的内在规律。《水浒传》就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排在四大名著之首应当毫无争议。
那么，施耐庵又是如何看到了大明王朝“妖魔”出世的呢？
《水浒传》究竟为何人所作，尚无定论，目前基本认可是施耐庵的作品。网络上普遍认为，施耐庵生于（约）1296年，卒于公元1370年，享年七十五岁。也就是说，公元1368年大明朝建立，只过了三个年头施耐庵就去世了。然而，《水浒传》的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施耐庵绝不可能死于洪武三年。
没有“洪武”年号，便没有“朱洪武”的隐喻。假若施耐庵出生于公元1296年，有“洪武”年号时，施耐庵已经七十二岁了，还有精力对这部巨著进行整体调整吗？《水浒传》是反元的，朱元璋结束了元朝统治，施耐庵为何如此讥讽这个王朝呢？施耐庵一定是看到了这个新生的王朝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所暴露的种种问题。
“今日头条”中有读者朋友提醒我，梁山地勇星孙立之所以被排进地煞系列，与大明王朝的真实历史有关，“朱洪武”之后不就是“孙立”吗，太子朱标死后，皇孙朱允炆继承了皇位。如此，孙立总不能排在神机军师朱武之前吧。
结合“朱洪武”这条信息，我觉得这位朋友讲得有道理。而且，据专家考证，施耐庵属猴是比较一直的看法，那么，施公的卒年应当后推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94年。这一年，便到了明洪武二十七年。此时，皇太子朱标已经死去两年，朱允炆也已经被册立为皇位继承人。
即便如此，施耐庵此时也是七十三岁高龄了，也难以对全书进行整体调整。还有专家认为，施耐庵卒年应当再往后推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施公才驾鹤西去。此时，就到了明成祖永乐四年。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专家考证自然有专家的道理，这里，只讲名著背后的历史。那么，就从《水浒传》本身来找找依据吧。
本文主要围绕“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来展开讨论，因而，得再回到文本中，来印证施耐庵是否有可能卒于公元1406年。
却说洪太尉提着香炉，前往龙虎山顶去请张天师，大约走过了数个山头，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软，正走不动时，心生埋怨。忽然：
见山凹里起一阵风，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
白额锦毛大虫就是白额锦毛虎，这只老虎也就是上文讲到的跳涧虎陈达，隐喻朱元璋的得力大将徐达。但是，“锦毛虎”在《水浒传》中却还隐喻了另外一个梁山好汉：燕顺。
朱棣被封燕王，因为不满皇孙继位，便于公元1399年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这岂不是“燕顺”吗？
《水浒传》中屡次写到大名府，大名府就是北宋的“北京”。虽然此“北京”与大明王朝时的北京并不在一个地方，但作为小说而言，这样的信息是可以借用或者引伸为象征意义的。看来，施耐庵是有意为之，隐写了大明王朝这样一段历史。
宋江江州题反诗，其中有“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句，《水浒传》中，这两句诗没有得到照应。黄巢造反，最后称了帝建立了“大齐”政权。宋江根本就没有称王，更谈不上称帝了，这两句反诗说的应当不是宋江自己，即便是江州劫法场死了不少人。所以，真正“血染浔阳江口”且又如黄巢那样造反、称帝的人，高度疑似燕王朱棣。
施耐庵的身世究竟如何，此人到底是不是《水浒传》的作者，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但是，从《水浒传》的文本来解读，这部伟大的著作，就是在隐写四百余年的封建王朝兴亡史。
由于它隐射了大明王朝，便一直被禁止刊印。直到嘉靖年间被腰斩，补写了宋江乞求招安，宋徽宗翻身成为好皇帝这些内容之后，才得以刊印传世。但是，即便是一部残书，也能从前七十回中读到其背后隐藏的玄机。
在此，绿野老道建议正本清源，再度斩掉续书《征四寇》，保留施耐庵的原著思想。即便是残本，也绝不会降低它的伟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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