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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人姚谦。
《鲁冰花》《我愿意》《如果爱》......毫不夸张地说，华语地区大多数人都听过姚谦的歌。他与林夕、黄伟文、罗大佑等仙魔级别的同行不一样，他不是俯瞰众生、极尽机妙的圣手，而是以常人视角写尽常人爱恨起落的旁观者，带着温和的关切与悲悯，不刻意超脱，但足够诚实。不出远门时，姚谦每天从在北京或台北的家中早起，先读一小时《时代》或《卫报》，手冲一壶不加糖和奶的咖啡。近期用的多是他在墨西哥旅游时带回的豆子。
喝咖啡是姚谦24岁移居台北后留存至今的习惯。1985年，7-ELEVEN刚开到台湾，手煮咖啡风潮渐起。姚谦年轻时受低血糖与偏头痛所累，经朋友指引喝咖啡调整身心。
此后三十余年间，咖啡成了姚谦的重度需求，从不得不入口的苦涩变成案头常备的一缕浓香。他深觉咖啡之趣与红酒相仿：在豆子足够新鲜、不过度烘培及不加多余辅料的前提下，能品出当地土地与气候特征，仿佛经历一次异地神游。
台北的小巷。这座城市的休闲气质，和姚谦气味相投。
中年之后，回归一个人的生活
旅游是姚谦50岁时暂别唱片业后的一大爱好，他最近越来越多地探访那些从未去过的地方——比如去了趟北极，去了两次非洲，爬了乞力马扎罗山，甚至包括两次不曾想过的印度之行。“过去我只会去纽约、巴黎、东京，没想到会去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意味着此地与姚谦过去的审美习惯并不相符，或者旅途可能过于脏热困苦。但姚谦依然去了，并收获良多。他提醒自己在旅途中应保持和阅读一致的心境，“不要着急，慢一点，不用一下子把这本书读完，可以在某个地方待久一点，多看些不一样的风景和故事”。
姚谦过去执掌新力、维京、科艺百代等大型唱片公司，有许多人为他分担翻译一类的琐事，“我只要露脸就好了”。如今他强迫自己每天读一小时英文报刊，是因为“不同语言的逻辑和美感都是不一样的，而不同语言的语法也能帮助锻炼逻辑思维能力”。
其次，姚谦认为当今流行音乐的审美和决策权仍然多在外国人手中，虽然没有强烈的回归音乐公司管理层之意，但姚谦很笃定，“想对世界音乐圈有更深刻的了解，还是得精通英文”。
为王菲创作的《我愿意》直到今天仍有版税持续入账，加之在业界极为成功的过往，姚谦有一万个理由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或者换一种更为闲适无为的生活。
但姚谦宁愿选择用各种方式逼迫自己“不舒服”，如同在自己的瑜伽馆中做拉伸时肌肉微微酸痛的状态——这绝对谈不上轻松，却是保持成长的唯一方式。
当许多同龄人早就放弃改变、怯懦认命时，58岁的姚谦仍然活得像当年那个初从台南到台北追寻梦想，开始学喝浓咖啡，在小唱片公司打杂期间抓住机会慢慢成名的小城青年。
“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他的经历。我们总会因为个人喜好和‘自以为是的经验’限制了你对事情的一些看法。我现在会不断挑战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喜欢？为什么不选择那些过去没体验过的事情？”
过去20年间，姚谦都保持着台北、北京两地跑的忙碌节奏。现在仍然如是，只是过去时光大都被工作填满，现在他则笃定“中年之后，我要把时间的掌控权拿回来”，回归安静自在的、一个人的生活。
对姚谦来说，独自生活多少有些不便，但在大多数时候都能收获“无人侵扰”的自在舒适。姚谦并不讳言自己在这方面“有些自私”。“很多人到了晚年，更多的时间就是在回忆，我不希望活在回忆里。我拥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要让生活更丰富。”
姚谦常年要飞北京工作。
爱情的本质是无所求的陪伴，
多少人求而不得
姚谦写过太多爱情，深知爱情的本质是一场不计成本的陪伴，而他一直没有为此做好妥善的准备，因此宁愿把时间留给更有意义的独处，以及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成长。
他幻想着，假如未来还有可能进入爱情甚至婚姻，大概是能让他从“我要看这本书，不要吵我”的自我状态中解脱出来的人，一个“让我甘愿放弃掉那些自私的人”。如同他写给刘若英的《陪伴者》所述：“陪伴者一向都是安静的/在对方知道的某个那里”。
作为独身主义者，姚谦很反感当下社会对爱情下的各种定义，强调“必须如何如何才叫爱情”的机械，以及“所有人都告诉你单身是不好的，爱情是等价的”的价值观。他认为爱情不分年龄，本质是需要一场“没有目的的陪伴”——这个要求听来简单，但世间大多数人求而不得，包括姚谦自己。
电影《等一个人咖啡》的故事发生在台北，咖啡店的老板娘（周慧敏饰）是一个单身女子，但她在等一个人。
所以姚谦的半生词人生涯，大都在体验、观察和书写爱情中度过。他的创作观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在北京看台湾新闻，在台湾关注着北京事物——所谓“置身事外，方能客观”。爱情之中的人大都迷乱躁动，爱情之外的人才能在一声叹息后，拿起笔描摹那些得失之间的微妙情绪，而痛苦正是情歌创作的底色。
“如果你遇到难过的事情，你会聚焦在那里，然后生活告诉你要去面对和解决它，而创作是一个很好的纾解方式。如果没有内心的疼痛，对问题的思考就还是经常停留在表面。”
姚谦是不婚主义者，长时间保持单身，但他在20年间写尽了凡人面对爱情时的模样。除了人人都倒背如流的《我愿意》《味道》等名篇，还有——
“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同样事情/怀着相似频率/在某站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杨千嬅《写给城市的诗》）的殷殷期盼；
从开始到结束，从怀揣明媚心情到静看破败风景，这些你我熟悉无比的情绪都流进了歌里，正如姚谦一句精准的总结——“为什么还流眼泪呢/明明是不相干陌生人爱情/却打中我/为什么有些人笑了/是不是越悲伤的笑话就越能治疗失望”（陈奕迅《听一千遍后》）。
此外，年纪与心境不同的人们，在歌词中听到的内容也有不同。我们在襁褓中听《鲁冰花》时听到的多是“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长大之后则变成了“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地唱”。
一个词人，一个凡人，
一个知晓你所有情绪的老朋友
一首歌词以及它背后的解析，都被姚谦写进了新书里。在大多数顶级词人都保持着创作的神秘感时，姚谦却以许多佳作为蓝本，分享鉴赏和创作词作的方法——因为他“过着自认为理想的生活，但心里还是惦记流行音乐”。
姚谦在文章里细细说明一首歌词如何引发、破题、深入、升华、修正和成型，如同他歌词中剖析了无数次的爱情：能够接近，可以理解，不难领会，但回味一下，真意都藏在简白的言语之中了。
好的词人太多，风格各异：林夕的禅谒、黄霑的仙风、黄伟文的热烈、罗大佑的诗情、李宗盛的通透，都曾入耳入心。
而姚谦的好，好在他并不特别——他不像林夕、黄伟文般提刀扎心，也不是罗大佑、李宗盛那样把一层意思处理得千回百转，而他只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老朋友，端坐身边看着你，微笑却不多说话，不打诳语不做铺垫不卖弄技艺，开口时却似乎知晓你所有的故事、所有羞于说出的情绪、所有难以逾越的心防。于是你流泪笑着看他，说声谢谢。
姚谦作品《脚趾上的星光》
姚谦被人熟知的角色是词人，倍受赞誉的是无数经典情歌。但姚谦的人生不止如此而已，他在艺术收藏与鉴赏、小说创作（《脚趾上的星光》）等方面也多有成就。
而更让人受到触动的，是他在年近六十时仍然保持逃离舒适圈的果决——他说“做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比“躺着享受名声”“在舒适圈里做着相似的事情”要好得多。
他如年轻人一般死磕不太熟悉的英文，拉伸不再柔韧的躯体，去那些不以亮丽堂皇著称的国家和景点，听一些小众但富有特点的歌——姚谦觉得个人喜好的极致反映便是大数据推送，而日推是一种“固执的套路”，不足信也不足取。
正如很多人进入中年之后就不愿意改变那样，“我们到一定的年龄，很容易就受限了，哪里都不敢去，想到要在外过夜就觉得‘我必须回家了’”。面对大数据，姚谦的回应是：“我想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现在知道自己不需要什么了。”
在所有他这个年纪的人的生活趋于固定时，姚谦不断更新着自己。甚至，他开始为许多没合作过的对象写不那么“姚谦”的歌词，用自己的影响力推更新的歌手。
姚谦很坦诚。他对自己的“套路”和大众过多的期待产生了厌倦，因此在新时期的创作中，有意让自己的风格变得更宽广，比如在仅仅得到“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和“一出音乐剧或芭蕾舞剧”的感觉的前提下，为迪玛希写出了一段词。
有趣的是，尽管这首歌的主旨写的是战争与和平、仇恨与慈悲，姚谦还是无意间流露了自己一直承担着的使命，“一颗心能背负多少悲伤/这人间要如何去抚慰”。
近期的作品中，姚谦最喜欢的是为黄绮珊写的Safari，与他并没有见过王菲却写出《我愿意》、为辛晓琪写出《味道》那样，姚谦通过资料搜集、社交软件多次对话慢慢了解黄绮珊——他得出结论，黄绮珊是一个表面奔放内心却很确定的女人，虽然经历了婚姻失败却从未因此动摇。
姚谦有一次不禁赞她“你很性感”，黄绮珊有些傲娇地回道“谢谢，其实很多人都这么说”。恰好姚谦在写词之前刚去了非洲，遂有了Safari中伴着摇滚节奏生出的热烈而鲜明的意象：“真实拥抱/流泪大笑”“我不属于一个人/我只属于我”，一个洋溢野性和自主意识的当代女性跃然曲中。
毫不夸张地说，华语地区大多数人都听过姚谦的歌。
30年间，姚谦见证了华语唱片业的鼎盛与式微。在数字音乐时代他看似淡出，但依然心系于此。
他依然担忧当今中国音乐产业没有找到确切出路的现实——最最重要的是，数字音乐平台的定制倾向过于严重，但“与听众沟通”这一方面却始终做得不是太好，依然处于“谁起来我就买谁版权”的流量至上的思维，缺少过去“把一首歌解释清楚，把这首歌放到听众生活里”的踏实感。
姚谦理解音乐平台的生存逻辑，但不认为这是一个真正听歌的方式。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深刻阅读”，但很多人都把时间花在了更务实的社交和更美的皮囊上。姚谦笑着发问：“你愿意把微信关掉，用自拍后修图的时间好好听一首歌吗？”
实际上，所有认真听进去的歌都成了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多特别的人，但我们可以选择成为自由而积极的人、在世情面前多一些敏感和触动的人，以及成为有歌的人。生而平凡，却能努力活得富有——对姚谦或对我们，都是如此。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541期
✎作者 | 詹腾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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