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苏先生读史明神宗朱翊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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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朱翊钧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1572年，明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明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

明神宗朱翊钧

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但也耗费了大量帑银。明神宗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倦于朝政，二十多年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明神宗执政晚期，党争长期持续，导致朝政日益腐败。

明神宗朱翊钧

明神宗强征矿税亦是在位期间被称为一大诟病，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此时东北的满族开始崛起，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被努尔哈赤击溃，从此明朝在辽东的控制陷于崩溃。

母李太后

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去世，终年58岁，庙号神宗。

朱常洛继位，明神宗死后仅24年，明朝灭亡。

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

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

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母李氏教子非常严格。

朱翊钧小时候稍有懈怠，李太后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每次遇到讲筵的时候，李太后都令经筵讲官入前亲授。

没遇到早朝的时候，五更就到了朱翊钧的寝宫，早早将朱翊钧叫起。

讲官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朱翊钧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

1572年五月明穆宗病危，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万历皇帝继位伊始，大学士高拱马上呈进新政五事，要求其御门听政，亲答奏请，面见辅臣，议处要事，且一应章奏览后俱须发送内阁看详拟票，杜绝内批留中。

在读书方面，朱翊钧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

朱翊钧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

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

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

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

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按照明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有文艺素养，很受明穆宗的喜爱。冯保通过遗诏驱逐了政敌孟冲，亲自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内阁首辅高拱也对冯保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预谋赶走高拱。

张居正

神宗即位之后，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恰恰触犯了“自负付托之重，专行一意，以至内猜外忌” 的为臣大戒，最终在官场角逐中失利。政治震荡对万历皇帝的刺激也颇为深刻：“专权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独持，以终其世。晚虽倦勤，而内外之间，无复挟恣意如初年者。主术所操，为得其大也。”

高拱为人性格执拗，出言偏颇。明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1572年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

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为了“皇图永固”，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朱翊钧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朱翊钧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

朱翊钧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

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

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

后来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

1578年十一月，朱翊钧下令在福建行省进行试点。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个重要举措。

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这次改革，始于1573年，至1582年基本结束。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朱翊钧亲政后，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 身体虚弱，每况愈下。

朱翊钧执政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

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朱翊钧见事涉郑氏，感到事情重大，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

李太后

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朱翊钧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利玛窦

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

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

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

也没有外戚干政，

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

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

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

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郑贵妃

就在朱翊钧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

[38] 朱翊钧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朝的革命洪流。1620年三月，朱翊钧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终年五十八岁。庙号神宗。

1584年，朱翊钧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聪明。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谋划国家不忠。本会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论。”

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

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

朱翊钧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是他长久处于张居正约束下的发泄，同样也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

1601年1月25日，利玛窦觐见了朱翊钧。向朱翊钧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他的信任。

利玛窦还把封面烫金、装订精美的地图集《地球大观》送给他，从这部地图集上，可以看到他从西方来到中国途经的路径。1596，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使者约翰·纽伯莱带给明朝万历皇帝，信中表达了英中两国更好开展贸易往来的愿望。约翰·纽伯莱在途中遭遇不幸，虽然信件没有丢失，但却成了伊丽莎白一世的终身遗憾。

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怠政，导致明亡

明神宗在位期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

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

但缺乏雄才大略。他即位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初，终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当时，正是整个世界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动时期。

他沉溺酒色、财货的心理病态，非但未能使中国跟上世界新潮流，迎来新时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绝境，加快了其终结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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