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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航：1、古代有什么兵法书2、《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哪一个更能贴近实战？1、古代有什么兵法书
古代兵法书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司马法、太白阴经、虎钤经、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或《吴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被誉为“兵学圣典”。现存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
《孙膑兵法》讲的什么
《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也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作者为孙膑，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代，在战国时期生于齐国阿、鄄之间，曾和庞涓一块儿学习兵法。
六韬共有六卷分别是
六韬是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据说是中国先秦时期典籍《太公》的兵法部分。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该书据说是由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全书有六卷，共六十篇。《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对有关战争和各方面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战略论和战术论。
2、《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哪一个更能贴近实战？
作为“百世谈兵之祖”，《孙子兵法》（以下简称《孙子》）顺理成章地经过三次考验，跻身官方钦定兵书目录。不过让人略感意外的是，经过官方再三整理后，《孙子》不仅篇章越来越多，甚至还成了两部。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记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而唐代史学家颜师古则贴心地指出：吴《孙子》作者乃孙武，是春秋末期吴王阖庐（亦作阖闾）手下大将，齐《孙子》的作者乃是战国时代在齐国出仕的孙膑。
画像《齐军师孙膑》，明
乍看上去，此说似乎能完美解释两部《孙子》的问题：汉代《孙子》有两本，一为春秋末孙武所著，一为战国中孙膑所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以下简称《孙吴列传》）也似乎提供了相关佐证，司马迁讲述孙武事迹后，紧接着就写到孙膑之事，还特地点出他是孙武后代，将两人都视为“孙子”。
2022年5月18日，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小学学生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内参观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汉墓简牍的汉墓坑， 酷爱读书的墓主人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大批兵书， 还有《唐勒》《相狗方》《作酱法》等杂书。
不幸的是，由于齐《孙子》在唐后失传，这个原本确凿的问题就此变得扑朔迷离。到了宋代，梅尧臣、苏洵、叶适等学者首开先河，对（吴）《孙子》成书时代和作者提出质疑。嗣后，历代学者便对是否存在两部《孙子》，《孙子》是为孙武单独撰写还是经过孙武、孙膑多人之手等问题集讼千年，谁也说服不了谁。
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突然被画上了句号，而终止专家争论的，居然是当时一位老工人不经意的发现。
军事爱好者留下的兵法宝典
1972年4月，临沂县的一位老工人向山东博物馆文物组汇报，说在市区东南银雀山发现了古墓。考古工作者闻讯赶到，发掘出两座西汉时古墓。在一号墓随葬品中，他们发现4942枚竹简。这些竹简大多每行30余字，但也有密密麻麻一行写40余或是仅写20余字的情况，有些篇题写在第一简的简背，也有单独写在一支简上，还有的写在简尾，可见并非一人一时所书。考古工作者发现，随葬竹简字体为早期隶书，同湖北云梦秦简和长沙马王堆西汉帛书字体相对照后推测，此批竹简大约陆续书写于文帝到武帝初。看上去，该竹简应当是墓主心爱的宝贝藏书，因而才会在他身后随葬。
当竹简淤泥被清去，内容大白于天下时，所有人都为之震惊，酷爱读书的墓主为后人留下了《六韬》《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等大批先秦兵书和文献，还有《唐勒》《相狗方》《作酱法》等杂书。最让人惊喜的是其中居然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千年后再现人间的《孙膑兵法》有222枚竹简，共4891余字16篇（一度被归于《孙膑兵法·上编》），分别为《禽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每篇大都以“孙子曰”作为起头，可以认定为孙膑所撰。除此之外另有《十阵》《十问》《略甲》《客主人分》《善者》《五名五恭》《兵失》《将义》《将德》《将失》《雄牝城》《五度九夺》《积疏》《奇正》等15篇（一度被归于《孙膑兵法·下编》），虽然语言风格和内容同《上编》相似，但通编没有提到“孙子”，只能暂定为古代兵家的佚作。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馆藏自1972年以来一、二号汉墓发掘出土以先秦兵书为主要内容的竹简，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简本《孙膑兵法》《孙子兵法》同时出土，解开了历史上关于孙子、孙膑其人其书有无的千古之谜。
银雀山汉墓发现的竹简，为《孙子》及其作者的争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简本《孙子兵法》与现行《孙子》篇目相同，一方面再次确认了千年流传《孙子》内容基本无误，正是班固所载吴《孙子》；而另一方面简本《孙膑兵法》则证实《汉书·艺文志》所言的齐《孙子》的确存在，乃是战国孙膑所著的“孙子曰”兵法。从篇目到内容，齐《孙子》都与流传吴《孙子》不同，足以确证两部《孙子》并非一物，而从两书的语言风格、讲述内容也可得知，孙武和孙膑就是各自“孙子曰”兵书的作者。只是可惜，由于历代学者已将《孙子兵法》之名绑定在吴《孙子》之上，齐《孙子》从此也只能以《孙膑兵法》名于世了。
到底是谁为后世留下这样宝贵的财富？非常遗憾，考古工作者并没有找到墓主身份信息，只是在一号墓出土了两个底部刻有“司马”的耳杯，推测为墓主姓氏。西汉前期特别是汉文帝时当官者习惯以官职为姓氏，譬如仓氏、库氏就是仓库吏之后。由此推断，墓主大概也是某军人世家之后，家风熏陶之下成为一名军事爱好者，才会收藏大批兵书甚至带入地下，从而为后世留存了一部兵法宝库。
《见威王》：超越时代的战争观
按《史记》说法，孙膑生于“阿鄄之间”，大约是今天鲁西南一带。他的生卒年不详，只能大致确定为齐威王（前378—前320）时代人。其实他是否真的叫“膑”也颇为可疑，“膑”通“髌”，在古代乃是挖去膝盖骨的酷刑，他蒙受不白之冤惨遭膑刑，后世便以此称呼。此事在先秦、汉初颇为常见，如楚汉相争时名将黥布也是因受过黥刑而得名一般。
孙膑惨受膑刑的缘由颇曲折，背后黑手乃是他同门学习兵法的师兄庞涓。庞涓先出师，在魏惠王手下担任将领，但他又觉得自己才能不如孙膑，于是便借着介绍好工作的名义将孙膑骗到魏国，等孙膑到魏国又暗施毒计，陷孙膑于法，让其遭受“膑”（挖去膝盖骨或斩去膝盖骨以下）、“黥”（用墨刺面）的刑法，希望就此让他“社会性死亡”，再也无法抛头露面，威胁自己的地位。
《孙膑兵法》简，西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现藏山东博物馆。竹简本大都以“孙子曰” 起头，可以认定为孙膑所撰，分上下两编，含《见威王》《威王问》等内容。
不过，庞涓的伎俩并未得逞。孙膑还是找机会同来大梁的齐国使者接触。一谈之下，齐国使者便对其才学大为倾倒，将其带回齐国，推荐给齐国公子田忌。孙膑在田忌手下第一次扬名，便是后世众所周知“田忌赛马”之事：田忌用下等马同齐王上等马比试，而用上等马和中等马分别对阵齐王中等马和下等马，从而一负两胜取得总冠军。以此为契机，田忌将孙膑推荐给齐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
“威王问兵法”的具体内容，便保留在《孙膑兵法》的《见威王》《威王问》两篇之中。《见威王》共有11简，现存文字极为完整，内容同《孙子》相似，都是在讲对战争的总体认知，只是没有以“孙子曰”的语气，而是用“孙子（膑）”对威王说的语气阐述。其中，孙膑首先宣布自己继承了先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因此他还直接化用了《孙子》：“是故，兵者不可不察。”
虽然孙武、孙膑都强调用兵是国之大事，“不可不察”，但对比《孙子》《孙膑》，人们似乎也能感到两人在此之中的细微差别。孙武讲慎战，是因为兵事凶险，轻率言兵、玩兵会导致完全不可收拾的后果，具体如何，他没展开讲。孙膑则进了一步，直接指出结果：喜欢玩弄军事者会灭亡，以获胜为有利者会遭遇耻辱（“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与孟子“上下交争利而天下危矣”的观点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兵家毕竟和儒家不同，他们虽然也觉得战争不祥，但不会认为高喊几句“有仁义而已矣”“去兵”，就可在严峻的环境中实现，而是基于客观地讲述了自己为什么一边强调“乐兵亡、利胜辱”，一边还要谈兵。个中理由就是孙膑对齐威王所指出的：“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不乐兵，绝不是二十年不言兵，等待敌人良心发现实现和平，而是充分做好战争准备（有委），另一方面，当战争来临时也不能畏惧，要为“义”而战，“战胜而强立”，为了“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是可以“举兵绳之”的。
今人恐怕很难相信，早在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已经有军事家将战争的性质说得如此透彻。战争当然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但它会因为参与者和目的不同而带有正义或非正义性质。非正义的战争往往只能用正义的战争去阻止，此乃世间现实。反对战争是人类大同理想，但若是反对反侵略反压迫战争，纵然不是无耻，也至少是昏了头。孙膑对此看得很清楚，尽管他所言的“义”很接近儒家所言比较宽泛、抽象的义，但还是在前人的“慎战”基础上更进一步，讲出以正义战争反对不义战争的关系，实在远胜某些短视后人。
孙膑能在孙武基础上有着更为明确深入的战争观，可能也同时代背景有关。孙武生活于春秋末年，他在兵书中对“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古训并未过多阐发，有可能是因为争霸战争方拉开序幕，时人对战争烈度和广度认识还停留在想象中，而到孙膑之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已经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各国都在变法图强，战国七雄的战争动员能力远非春秋霸主们可比。在此环境之下，儒、墨等诸子对于战争性质、如何止战问题上都有深入的思考，孙膑在吸收诸子观点后，将其融入自己的兵家思想，在肯定战争无法避免的前提下明确提出以“义战”禁止“不义”，实为战国兵家在战争观上迈出的超越性一步。
绘画，现代，叶雄。描绘战国时期，孙膑受同门师兄庞涓陷害，遭受“膑”（挖去膝盖骨或斩去膝盖骨以下）、“黥”（用墨刺面）刑法，双腿残废，不能行走，最后在齐国使者帮助下投奔齐国的情形。
《禽庞涓》《威王问》：战争中的博弈艺术
在理论和实践间，往往横亘着天堑，而孙膑显然是迈过此道天堑的杰出军事家。按《史记》记载，孙膑到齐国之后若干年，赵、魏两国爆发战争，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则任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赵。
田忌本来想率领齐军直接奔赴赵国同魏军对线，但孙膑则认为，想要解决纠纷，就不能让自己也参与到王八拳的搏斗中：“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棬，救斗者不搏撠”，而是要“批亢捣虚”趁魏国轻兵锐卒屯兵于外之际，突袭只有老弱把守的首都大梁，“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于是，齐军做出要攻击大梁的态势，引得魏军回军，齐军则在桂陵以逸待劳大破魏军。
绘画，现代，叶雄。描绘桂陵之战期间，孙膑建议田忌更改行军路线，趁魏国轻兵锐卒屯兵于外之际，“批亢捣虚”，直接进攻魏国都城大梁的情形。
桂陵之战后13年，魏国又同赵国合作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田忌和孙膑再度出马，还是采取直奔大梁而去的策略。此次庞涓亲自率兵追击，孙膑利用魏、赵士兵素来轻视齐军的特点“添兵减灶”，让庞涓误以为齐军逃亡过半，抛下辎重追击，结果在马陵中伏大败。庞涓战死的一幕宛如话剧：孙膑事先在马陵的一棵大树上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埋伏下弓弩手，嘱咐他们晚上看见有人点火就射箭。庞涓果然夜至此地，点火去看树上文字，此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败，庞涓自知智穷兵败而自杀，临死前还感叹道：“成就这小子的名声！”
后人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文笔，短短将近千字就讲述了一个背叛、蒙冤和复仇的逆袭大剧，也让孙膑实战才华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还留下围魏救赵、批亢捣虚等成语。不过略加思索人们就会发现种种疑点，庞涓兵败自杀之时魏军大乱，谁又把他临死的遗言转述出来？更重要的是，桂陵马陵之战，齐军反复用的都是同一套路，魏军为何就是不吸取教训，再三上当呢？
真相或许就隐藏在《禽庞涓》（“禽”通“擒”）中。在这篇全文400余字的简文中，讲述了一个别样的围魏救赵：没有马陵之战，只有桂陵之战，而且双方较量远比《史记》所言要复杂，战争开始后，“庞子（涓）攻卫”，齐军前来救援，双方兵力大致相当，都为8万人左右。孙膑同样阻止了田忌想同魏军直接对线的想法，但并未转攻大梁，而是攻平陵（可能位于今山东章丘市内），而且攻平陵也不是因为当地防守空虚，恰恰相反，此地城池虽小但辖地大，人口众多兵力强（“城小而县大，人众甲兵盛”），难以攻取，地理位置也对齐军不利：“南有宋，北有卫”，齐军在路上还有可能会被断绝粮道。
孙膑执意要在此地发起进攻，理由是“示之疑”“示之不知事”，让敌人产生误判，以为己方不知兵而产生轻敌之心。为迷惑敌人，孙膑还特地让田忌任命两名最不堪的手下（齐城、高唐二大夫）作为攻城主将，结果被城内和来援的魏军合力反击打得大败。在此基础上，孙膑又让田忌“遣轻车西驰梁郊，以怒其气。分卒而从之，示之寡”。被瞧不起的敌人骚扰到都城之下，魏军果然大怒，庞涓弃其辎重倍道兼程追击，在桂陵中伏而被擒。
绘画，现代，叶雄。描绘桂陵之战期间，田忌听从孙膑建议率领大军直捣大梁，做出要攻击大梁的态势。结果引得魏军回军，齐军则在桂陵以逸待劳大破魏军。孙膑实战才华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
诸多细节显示出了《孙膑兵法》的特色——应用博弈手段。按现代定义，博弈论是研究一定条件下个体的可能行为和实际行为，并从中找出最优策略。在战场上，对阵双方都知道“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都想达成这个目的，那么优秀的统帅就会考虑对手的情况，推测他最可能的行动，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最佳应对策略。孙武在《孙子·虚实》中反复强调的调动敌人，夺取主动权的“致人而不致于人”理论，在《孙膑兵法》中被细化为一个博弈矩阵，成为让齐威王和田忌也能听懂的应对策略集。
相比较而言，《孙膑兵法》在强化国家军事教育方面，比《孙子兵法》讲究很多。纵观《孙子兵法》，其中提到多是对将领“智、信、仁、义、勇、严”要求，讲述教化士兵的内容寥寥无几。反观《孙膑变法》，全书在《篡卒》中明确提出：“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将士兵素质当作决胜的要素之一。之后，孙膑又在《五教法》中提出：“善教者于本，不临军而变。”明确提出要将军队打造成临危不乱的强军。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的诸多兵书军法中，多的是谈如何用军令维护军队秩序，强调处罚和威慑，极少有《孙膑兵法》这样治军练军者，而且细究“五教法”，乃是“处国教一、行行之教一、处军之教一、处阵之教一、隐而不见利战之教一”，即是说包括了爱国主义教育、队列、行军、阵法、隐蔽和突袭五种训练内容，说是一部粗略的现代军事训练大纲似乎也不夸张，让人委实不由得赞叹其兵法之犀利。
除此之外，《孙膑兵法》还有相当多内容是讨论阵法、各类兵器适应搭配，都是《孙子兵法》谈得较少甚至没有涉及的。不过，两书侧重点的不同，显然不是因为孙膑比孙武看得更远，而是因为两人时代和环境有异。
孙膑比孙武晚出百年，在这百年中社会发生剧烈动荡，以三家分晋为标志，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层跃上历史舞台，诸大国相继进行各种变法改革，国家行政控制力大幅提升，能够调动更多资源投入战争，对权衡“用兵移民”之道，对保持一支精锐部队等课题都提出了新要求。《孙膑兵法》中有相当部分是孙膑与齐国统治者讨论战争与经济、士兵训练、富国等前人罕言之内容，根源也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也深刻影响到《孙膑兵法》。频繁的战争是战国诸子都不得不面对，也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儒家反思战争的意义，提出“义战”，主张“国富民强”；墨家反对兼并战争，主张非攻，但并不否定战争，主张备战、积极防御；道家虽认为战争不祥，但也提出“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更提出“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的论断；法家则宣称“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而这些观点都被孙膑吸收融合，结合前辈的《孙子兵法》，最终写成了顺应时代、承前启后《孙膑兵法》。只可惜，今人所见的《孙膑兵法》仍是残卷，倘若未来有考古发现能补全此书，我们能再度领会先人的军事智慧，那就实在太幸运了。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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