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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航：1、茶叶贸易发展史2、茶叶贸易发展史简述3、近代前后中国茶叶贸易的发展4、茶叶贸易发展史论文5、茶叶的出口贸易发展历史6、茶叶发展史与中国历史7、茶叶贸易发展史简介8、中国茶叶贸易史9、世界茶叶贸易格局与变迁10、茶叶出口的历史1、茶叶贸易发展史
1、神农时代：5000年以前，神农时代利用生叶煮着喝。2、西周、东周：3000以前，开始人工栽培茶树，当菜食。3、秦代：2300年以前，开始当茗饮、调煮、羹饮。4、汉代：（西汉）2000年以前，开始商业化，成都成为茶叶最早的集散中心。
1、神农时代：5000年以前，神农时代利用生叶煮着喝，把茶叶拿来当药用。
2、西周、东周：3000以前，开始人工栽培茶树，当菜食。
3、秦代：2300年以前，开始当茗饮，调煮，羹饮。
4、汉代：（西汉）2000年以前，开始商业化，成都成为茶叶最早的集散中心。（东汉）1500年左右，开始制作茶饼，以便运输。
5、唐代：1200年以前，受唐代经济、文化的影响；陆羽《茶经》的倡导；僧道生活和茶为教事吸收的影响，气候条件也有得于茶业的发展。
6、宋代：1000年以前泡茶技艺的改进；水质的讲究；斗茶获得。
7、元代：700年以前，制作散茶，重炒略蒸。
8、明代：据今600多年，黄茶、黑茶和花茶的工艺相继形成。
9、清代：300年以前，中国茶风靡世界，独步世界茶市，当时出口茶叶的只有中国，工艺以烘青和炒青为主，制作了乌龙茶、红茶、黑茶、花茶、绿茶、白茶。
10、1846-1886年是中国茶叶的兴盛时期（茶园面积不断的扩大，茶叶产量迅速增递，有力的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
11、1886-1947年，是中国茶叶生产的衰落时期（政治、经济方面、国际茶叶市场竞争失败）。
12、1950-1988年，是中国茶叶生产的恢复发展时期，政府的支持和重视，大力恢复旧茶园，建立新茶园，改进新品种，推行科学种茶，茶叶经济走向稳定发展之路。使得茶叶生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茶叶，俗称茶，一般包括茶树的叶子和芽。别名茶、槚（jiǎ），茗，荈（chuǎn）。茶叶制成的茶饮料，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
2、茶叶贸易发展史简述
海外贸易迅速发展。
造船技术的发展为两宋时期民间海路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陆路相比，两宋时期民间的海路对外贸易，主要以南方为主，因为没有较强大的敌对势力制约，其发展更加迅速。首先从科技水平上，宋朝中国文化科技的迅速进步，造船技术的发展，给繁荣的海外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当时的海船不管是从载重量，还是制造水品上，都已经相当先进了，这正是宋朝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基础。
两宋时期民间海路对外贸易的成就
与北方有辽国，西北有西夏不同。主要出现在大宋南面的海外贸易，其产品的输出地点多是日本，南洋诸小国，这些国家一来不与大宋接壤，对宋朝没有直接的威胁，其次不管是从文化还是社会制度上来讲，宋朝在当时的周边国家之中都是比较先进的。
在这种外部环境之下，两宋时期海路的对外贸易极度繁荣，源自大宋的茶叶，丝绸等中国特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仅销售到周边国家，更是顺着海岸线一直蔓延到波斯湾，甚至非洲。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记载：“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
宋朝之前，中国商船活动的范围大致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交界处的南亚范围，但到了宋代，有史记载的中国商船已经远行到印度洋西海岸，甚至东非，可见当时海路对外贸易的繁荣。
3、近代前后中国茶叶贸易的发展
通过出口贸易方式。
中国茶叶究竟最早是何时传入英国，其传播途径如何，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出现在英国的茶叶是由荷兰传入的。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陈椽的《茶业通史》一书指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开始与中国通商。翌年成立东印度公司，专门从事东方贸易。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商船自爪哇来澳门运载绿茶，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转运回欧洲。这是西方人来东方运载茶叶最早的记录，也是中国茶叶输入欧洲的开始。”
书中还提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英国一家咖啡店出售由荷兰输入的中国茶叶……。”由此茶叶初入欧州应归功于荷兰人，庄国土教授也认为“第一批茶叶输入欧洲，系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从中国澳门运到爪哇，再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运抵荷兰阿姆斯特丹。”还有一些中国学者认同这种观点。此外，简·佩蒂格鲁的《茶叶社会史》、刘鉴唐、张力主编的《中英关系系年要录(公元3世纪一1760年)》等书都有类似的论述以及胡赤军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由此得知，荷兰是最早把中国茶叶带到欧洲的国家，而后将其转售西欧其他国家。它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时第一次将少量的茶叶卖给了英国。
4、茶叶贸易发展史论文
明清时期海外贸易变化很多:
1492年，明弘治五年，皇帝为中国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朱佑樘，弘治年间，明朝政治清明，经济持续发展，史称弘治中兴。
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
明代，自开国之初，就开始严格限制海外贸易，严格海禁，“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七年正月甲寅）”大运河开通后，并废海运漕粮。虽然设了广州，宁波，泉州等市舶司，但实行的是朝贡贸易。对外方来使发给凭证，限两三年以至更长时间来华一次，须在港口堪合凭证，所有商货运京师开市。永乐以后，仍是以禁为主，即使是郑和七下西洋，也没有扩张外贸的意思。到隆庆初（1567），始“除贩夷之律”，而仍有不少限制。所幸这些政策实际上没有禁绝私人的海上贸易，当然，这种政策下，外贸要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
明代的外贸中心是福建，外贸对象则主要是南洋，次为日本。明廷禁通日本又甚于南洋。福建的关税收入，万历初年只有两万两，崇祯最高时也不过五六万两，而南宋绍兴十年（1140）广州市舶司的税收达110万贯。海禁之害，于此可见。（数据来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至于贸易量，只有粗略的估计，据（美）魏斐德著《洪业：清朝开国史 》估计， 中国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 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据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原因及历史后果》一文估计，从隆庆五年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仅通过中国-吕宋一墨西哥这条太平洋“大帆船贸易”路线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就不下6000万比索，折合成库平银当在4000万两以上。
海外贸易的结果是大量白银从美洲，从日本，以及欧洲流入中国。学者李隆生根据众多学者对于明季从日本和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数量的不同估计，取了一个平均值。最后得到估计如下：“若取各家平均，则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亿7000万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亿2500万两，合计2亿9500万两。所以，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亿两。” 《晚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把吨换算成两，这就相当于3亿3653万多两白银流入中国，如果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仍旧按照1亿7000万两计算，则明季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五亿两以上。
当流水一样滚滚而来的白银流人中国后，运出去的却是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也就是说，明朝的海外贸易，卖出去的是各种产品货物，买进来的货物寥寥，得到的只是白银等贵金属。可以说，这几乎是一种单方面的货物贸易。所以才有如此之多的白银流入。面对中国，西班牙乃至于日本，拿不出来什么有竞争力或者为中国所需的产品或者货物，有的只有白银，只有拿白银这种硬通货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中国产品和货物。
清代最初严厉禁海，平定三藩之乱收回台湾之后，于1684年开海禁，指定澳门，漳州，宁波（后移定海），江南云台山四处为外贸口岸。期间，于1717——1727年禁止对南洋的贸易。到1757年，又改为广州一口通商，封闭其他三个口岸。清随明制，也是限制对外贸易，主要有这么几项：限制通使；歧视出海华商；限制商船规模；限制出口商品；严管来华外商。只是在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下，非但外国人来华贸易无法完全禁止，中国的海商也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南洋一带开拓了事业，要禁止他们出海是不可能的。清朝的限制，主要原因有二：一，防止反清势力与外人勾结；二，认为出口原来国内流通的商品，会使国内匮乏，动摇国内市场。但又认为进口品对国内供应干扰不大，所以对进口无所限制。
据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一文说： “康熙开海之初，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很大发展，到东洋、南洋贸贩的船只及人数都日益增多。如到东洋日本的中国商船，据长崎交易所的记录统计，1684年为26艘，此后5年间直线上升，1688年达到194艘，增加6倍半。1689年日本颁布“亨贞令”对中国赴日商船加以种种限制以后，赴日船只有所减少，但仍较明末为多。亨贞令以后的赴日中国商船数，据统计，1689—1711年的23年间，总计1791艘，年均约78艘。明末赴日中国商船数，1634—1644年间，年均57艘。到南洋各地的中国商船更多。据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皇帝说，“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虽然不是确数，但可见其多。”
据铁血网友精灵小田的贴文《论清代并没有“闭关锁国”—由清前期海外贸易谈起》说：
“雍正七年到乾隆二十一年(1729—1756年)四海关贸易的商品流通量，除了江海关因只有两年的数字，表现下降外，其他三海关贸易总值均呈增长趋势。以隆乾二十一年(1756)各海关的贸易总值而言，粤海关比雍正七年(1729)增长44％；闽海关比乾隆五年(1740)增长29％；浙海关比乾隆元年(1736)增长22％。这大体上可以反映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趋势。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粤海关在80年间贸易总额是不断增长的．总值估计为42亿2716万8950两，比乾隆二十二年以前四海关贸易的总值4亿0821万5787两，增长10倍以上。如果把厦门、宁波等港口的贸易额也统计在内，增长还要多。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实行开海设关、严格管理海外贸易的政策之后，虽有10年的“南洋海禁”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闽、浙、江三海关贸易的阻碍和影响，但中国的海外贸易并未因此停顿或萎缩，而是以不可抗拒的势头向前发展，其规模和贸易总值远远超越前代，达到了新的高度。乾隆十年(1745)四港贸易总值达到3657万1777两，比明代的最高年份增加35．5倍。就以粤海关一处的贸易而言，雍正七年(1729)的贸易值为1110万5800两，比明代的最高年份也增长10。1倍。”
明清两代数字的比较与分析
我们在这里无从得知明清两代的海外贸易的具体的统计数字，如果《洪业：清朝开国史》和《晚明社会变迁》一书的估算准确的话，明代每年流入的白银将大大多于清代的水平。这里，二者都认为，明季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五亿两左右。而后文中，1770——183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共合5亿元左右，我们都知道，银元折合库平银约七钱二分，5亿元折合银两约3.6亿两（1斤=16两，1两=10钱，1钱=10分），那这个5亿元就远远的不及明代的5亿两了。但这只是流入中国的银子数量的比较，换言之，只是出超数字的比较，还不是贸易量的比较。
如前文所言，明代的巨量白银流入，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贸易方式所决定的。白银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货物”被中国的商船从日本或者马尼拉用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货物交换回来，或者是西方的商船运进这种“通货”用以交换中国的商品。在这种情形之下，流入的白银量之大，就不难理解。而在清代，海外贸易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海外的产品的需求也有所增大，基本上改变了明代以来的单方面货物贸易的情形。由于西方大国关系的转变和殖民地的扩张和发展，也由于英国资本主义工场生产的发达和工业革命的促进，清代尤其是中后期，外贸对象由西葡荷转为了英美，英国的工业品陆续来华，虽然量不大，主要是一些毛织品和金属品。
明清两代在中国的海外贸易中，之所以一直不能掌握主动权，其主要原因就是朝廷的限制措施。而这个限制的思维则直接导致中国海军的沦落。就是在中国海军最骄傲的时代的郑和船队，也没有保护和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使命。反之，他的使命中，倒是有劝谕华人回归的一项。当然，郑和的航海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兴盛。
郑和之后中国在海上的唯一强大时期就是以郑芝龙为首的海商集团强大的时期，证明发展海权一定要结合发展海上贸易，象郑和船队一样单纯的宣国威于海上必然不能持久。明清两代的海上衰弱，主要原因还是没有认识到海上贸易对国家的重要性。没有保护和开拓海上贸易的认识和需求，自然没有发展海上武力的动力。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统治者认为当时简陋的海防已经足够，就不足为奇了。
清代一直视出海的国人为防范的对象，视其为“不安本分之人”，规定“出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若逾期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这样就是出洋的商民和寓居海外的商民失去了本国政府的保护。在明清时代，东南亚屡次发生屠杀华人华侨事件，明廷清廷都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还认为他们是“自弃于化外”的“本应正法之人”，说他们“孽由自取”，对他们持遗弃态度。这样的观点和政策，自然视发展海军为无用，而西方殖民实力在东南亚的加强，使清代再没有发展出象郑芝龙那样的民间海上势力。
这样的朝廷的水师，当西方在东方海面终于积聚起足以挑战这个东方大国的海上实力之时，只靠着“狗血”迎敌的帝国船队只有束手待毙，而我们强大了千年的中华上国，终于第一次遇到了他不可能战胜的力量。
明代在隆庆年间，深悉地方民情的海澄县令罗青霄，目睹民间从事海外贸易的实况，吁请开海禁，福建巡抚涂泽民上奏朝廷获得批准，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开港，“准贩东西二洋”，唯前往日本经商仍在禁止之列。然而开放民间海禁的好景并不长。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中国海防吃紧，明廷即于次年下令禁海。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日本自朝鲜退兵，明廷才于次年二月复开市舶于福建(论者以为此间海禁为时仅一年，不确)，东西两洋贸易方又为合法，而对日贸易仍行禁止。万历末年，明朝海防日益废弛，海道不靖，随着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先后东来，横行海上，劫夺船货，明廷又出于海防安全考虑，第三次禁海。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福建巡按御史赵荫昌请“禁洋(舟工)下海”，令有司定议。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给事中傅元初代表福建公论上奏，请求朝廷下令福建地方讨论是否应该重行开海征税，未有结果。上述明朝海禁和开海的反复过程，从未见人叙述其详。如此算来，明廷自隆庆年间的开海禁，实际上前后不到五十年。东南沿海民间海上贸易的兴盛局面只是昙花一现，就在明廷海禁政策的控制下和欧人东来的干扰下，再次步入海外贸易的萧条境地。
因明朝官方船队80年来不再西行，而私人海商出海被严厉禁止，波斯湾－印度洋－南洋的海外贸易主动权渐被葡人掌握。
1510年，果阿落入葡人手中。
1511年，中国的重要藩国、郑和下西洋时的海外基地－马六甲失陷于葡人。从此葡人掌握了马六甲以西的海外贸易主动权，中国丧失自宋元以来的传统优势地位。
1603年，马尼拉发生大仓山惨案，华侨死难25000人。西班牙人恐中国报复，遂派专使前来解释。福建巡抚徐学聚接上谕后答复（录自菲律宾总督Don Pedro deAcuna：《China Review》 Vol7,No4 P251-253）：“屠杀华人一事，可勿视为重要，中国皇帝宽怀大度，对于屠杀华人一节，决不兴师问罪......在境华人，固多系不良之徒，亦勿容怜爱。”
1639年，马尼拉再次屠杀华侨20000人，明廷以“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弃之无所可惜”为由拒绝干涉。这与后来乾隆帝的答复异曲同工。
林仁川先生根据国外有关史料，作了估计工作。其中1641年6、7两个月，郑芝龙运往日本长崎的诸多货物中有白生丝25700斤，黄生丝15550斤，各种纺织品140760匹；1641年，销往日本长崎的各种糖5726500斤，1644年为1417550斤，1645年为3377900斤。
--------------------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三章
在魏斐德的《洪业 清朝开国史》中是这样表述的：
“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 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 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 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 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 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
5、茶叶的出口贸易发展历史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 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江阴）、庆元府（明州，宁波）、嘉兴府（秀州）澉浦镇（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
6、茶叶发展史与中国历史
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中国茶的饮用历史几乎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步，中国人发现和使用茶的历史由来以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神农氏时期，想要了解中华茶文化，认知“茶”字的变迁就是一个捷径，就像这个问题问的：茶在古汉语中有什么别称？
了解茶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历史脉络，有助于我们更加快速的了解茶文化，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茶给我们带来的利好。知名茶文化学者、资深茶文化传播者、@茶叶地理 主笔地理君来解析一下这个问题：
茶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在茶字出现之前，”茶“有哪些名称？
在古汉语中”茶“有哪些别称？
茶在文化传播当中的意义和影响力是怎样的？
要了解茶在古汉语中的别称，我们必须要追溯到源头，从历史文献当中，对于茶的记载开始，探寻出茶文化的脉络。首先，我们需要知晓，茶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元代赵原画《陆羽烹茶图》
”茶“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要搞清楚”茶“字最早出现的时间，我们需要追溯到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百科全书《茶经》，自从中唐时期的陆羽著完《茶经》，并开始在唐朝流行以后，”茶“才作为通用名称，有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含义。那么，《茶经》里面是怎样记述”茶“字的由来呢？
在陆羽《茶经》一之源的注解中说：茶…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注曰从草当作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木茶），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茶，其字出尔雅。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也就是说，在陆羽写作《茶经》的时候，描述“茶”这种植物还没有统一的说法，而据陆羽《茶经》注释可知：“茶”字出自唐玄宗时的《开元文字音义》，但在当时，茶还有如上图所示的三种不同的写法，而到后来陆羽直接在”荼“字的基础上减了一笔，在《茶经》里面全部采用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茶”字，可以说，是从《茶经》开始，“茶”字的形、音、义才得以确立。
因此，我们目前已知的资料表明，唐代陆羽《茶经》的撰写及流行开始，“茶”开始成为通用的名称。以致于宋代梅尧臣写诗称赞说：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出自《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
然而，在“茶”字出现之前，在历史文献当中，能够表示“茶”含义的文字有很多，在“茶”统一以前，究竟有多少字可以指代茶呢？
茶字出现之前，有多少字是指代“茶”的？
其实，这个问题，《茶经》里面也给到了我们答案，在《茶经》一之源当中就有了详细的说明：
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茶经》百川学海本
连带上面提到的（木茶）和荼，在唐代陆羽之前，茶字就有这七种写法，实际上，这不仅是茶字的七种写法，也是唐代不同地域对茶的称呼，接下来，地理君就和大家一一说说这些指代茶的字的来龙去脉。
最早出现的：荼
这七个字里面，最早出现的字是“荼”，字出《神农本草经》：
“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但是，《神农本草经》是否是神农氏所作，目前仍存有较大的争议。但是荼作为指代茶的含义，在古书当中，出现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在《茶经》七之事里有了多条引用：
《神农食经》：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周公《尔雅》：槚，苦荼。《广雅》云：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欲煮茗饮……
较早出现，作意义延伸或解释用的字：槚、茗
在上面的引用当中，我们发现，用来解释荼的意思时，用到了两个字：槚和茗，并且在相关的解释里面，“槚”字怀疑是不同地区方言的不同，作为发音与“茶”相近的说法而出现的异体字，当然，也有可能是“茶”是“槚”的异体字也有可能，只是在写法上槚不如茶更为简单；
而关于茗，这个说法，一直沿用到今天，并且常常茗和茶一起使用，叫作茗茶。从现在的含义来讲，二者几乎是通用，含义一致，而在历史记载当中，有“早采为茶，晚采为茗”的说法。
《茶经》原文影印版关于茶的记载
曾经应用最广泛：荈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奇怪，曾经应用最广泛的字不应该是茗吗？你看到现在都还在用，其实不是，在晋代甚至是在唐代以前，所有表达茶的含义的字当中，应用最广泛的字是荈。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西晋时期，杜育（又作杜毓）写了一篇《荈赋》，全文仅有140余字，却写到了茶的方方面面，在陆羽《茶经》里面，先后引用加引注就有五次之多，这篇文章可谓是到目前为止写茶最经典、最精炼的文字，并且文章当中还出现了在茶文化史上的多个第一，这个具体的内容，可以去学习@茶叶地理 的专栏《细说〈茶经〉：茶圣陆羽的品茶智慧》，在这里就不展开来叙述了。
并且，荈字也经常和“荼”、“茶”、“诧”连起来用，比如司马相如《凡将篇》中就提到“荈诧”，而在晋代左思《娇女》诗中就有“心为茶荈剧”，孙楚歌“姜、桂、茶荈出巴蜀”等等。而这些引用当中，陆羽把原文的“荼”统一改成了“茶”，所以，我们今天看《茶经》时会发现，全书“茶”字最多。
蜀地方言：蔎
《茶经》七之事引用《方言》中的记载：蜀西南人谓荼曰蔎。意思是蜀地西南部的人把茶叫做蔎。这显然是地方方言了。
同音异体字：诧、（木茶）
其实，茶经引文里有提到，但是并没有单独列出来的字还有这两个：（木茶），这个是在区别茶是作为草本还是木本的时候用到的一个字，现在电脑里打不出来这个字，只能用括号来表示；
诧也是指代茶的一个异体字，在司马相如的《凡将篇》里就将“荈诧”并列，一是为了解释清楚，二来也是因为“诧”有指代茶的含义。
那么，除了这些指代茶的含义以外，在古代汉语中，还有哪些别称也是指代茶的含义呢？
古代汉语中，“茶”有哪些别称？
在古代汉语中，随着人们对于茶认知的加深，尤其是在陆羽《茶经》流行起来以来，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爱上了喝茶，以至于在《茶经》之后的唐代形成了“比屋皆饮”的盛况，而茶也成了既是“琴棋书画诗酒茶”风雅之事，又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必需的“跨界元素”，因此，围绕茶和喝茶，在文人的演绎里，茶就有了诸多的别称。接下来，地理君就为你一一说明。
传世名画当中有很多再现了饮茶的场景
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茶这一既是物质又是通灵之物的妙草，成为历朝历代文人茶友称颂的对象，而围绕品茶、煮茶也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赋。于是就有了这些琳琅满目的茶的代称：
甘露、酪奴、水厄、翘英、灵草、蓝英、绿华、流华、玉蕊、愁草、嘉草、叶嘉、清友、瑶草、仙掌、晚甘侯、王孙草、瑞草魁、涤烦子、余甘氏、不夜侯、冷面草、苦口师、嘉木英、紫云腴、白云英、离乡草、云雾草、玉川先生、龙芽凤草。
这些代称当中，有些我们较为熟悉，而有些说法如果不加解释，还有些令人费解，但不管是哪一种代称，都指向茶的美好以及饮茶带给人的非同一般的饮茶体验。
甘露：描述茶的美味如同甘甜的露珠，指代茶的美好滋味。
此甘露也，何言茶茗？——出自（刘宋）《宋录》
酪奴：实际上在《茶经》里讲到的，茶不会比乳酪差，但在南北朝时期，人们认为茶要比乳酪差一些，所以才称酪奴。
惟茗不中，与酪作奴。——出自（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水厄：沉溺于茶中不能自拔，于是就成了别人口中的好水厄。
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仓头水厄。——出自（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唐代茶宴盛况
翘英：指采茶时的茶芽的状态，新生的茶芽尖翘挺拔。
僧言灵味宜幽寂，采采翘英为嘉客。——出自（唐）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
灵草：指代茶的奇妙功效，在古汉语中指代茶的功效的精妙比语不胜枚举，灵草之说在唐代尤其盛行。
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姿。——出自（唐）陆龟蒙《茶人》
蓝英：茶是茶人的最爱，怎么描述都不嫌多，诗人恨不得把所有的好词都给茶用上。
时于浪花里，并下蓝英末。——出自（唐）陆龟蒙《煮茶》
绿华：由茶的颜色入手，直接描写茶蕴含的精华之义。
昨日斗烟粒，今朝贮绿华。——出自（唐）陆龟蒙《茶籯》
书法家颜真卿是陆羽的恩人，也是好茶之人。
流华：在茶的描写方面，受茶圣陆羽及其《茶经》的影响，茶的精华是历代文人墨客推崇的。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出自（唐）颜真卿《五言月夜暖茶联句》
玉蕊：在过去采芽心尚未普及之前，文人们就开始偏爱初生的嫩芽了，这种“偏爱”原料细嫩的茶品倾向，在今天达到了极致。
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出自（唐）吕岩《大云寺茶诗》
愁草：在唐代，茶作为草本还是木本的说法并未统一，很多说法中仍是将茶作为草类，因此，出现了各种草。毕竟唐代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分类详尽的植物学。
乳窦溅溅通石脉，滤尘愁草春光色。——出自（唐）温庭筠《西陵道士茶歌》
晚甘侯：将饮茶后的体感体验作为茶的代称，也很常见。
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出自（唐）孙樵《送茶与焦刑部书》
王孙草：在文人墨客眼中，茶是可以通仙灵的神草，自然可以睥睨王孙，称呼为王孙草自然是一点儿也不过分。
借问王孙草，何时放碗花。——出自（唐）皇甫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
瑞草魁：茶是所有好的草里面的老大。
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出自（唐）杜牧《题茶山》
唐代的饮茶风俗
涤烦子：茶最重要的功效就是可以荡尽烦恼和忧愁。
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出自（唐）施肩吾
余甘氏：一碗茶吃罢，回味无穷，甘醇爽口。茶重回甘从古代就开始了。
沾牙旧姓余甘氏，破睡当封不夜侯。
——出自（五代）胡峤《飞龙涧饮茶》
不夜侯：茶喝多了让人睡不着，古人也有这么认为的。喝茶提神，由此可见一斑，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斑。
沾牙旧姓余甘氏，破睡当封不夜侯。——出自（五代）胡峤《飞龙涧饮茶》
冷面草：和宋代的点茶法有关，研磨成粉，点白如花，自然有人喜欢暖色有人喜欢冷色，因此，这冷面草倒也稀奇。
此物面目严冷，了无和美之态，可谓冷面草也。——出自（宋）陶榖《清异录》
甘心氏、苦口师：不苦不涩不是好茶，吃茶的时代，茶入口当然是先来苦味，苦过之后，回甘才更迅猛。
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出自（宋）陶榖《清异录》
茶是文人雅士生活的标配。
嘉木英：草木精华。
茶实嘉木英，其香乃天育。——出自（宋）秦观《咏茶》
紫云腴：陆放翁吃的这茶非同凡响，睡个午觉的工夫，就被这茶香给引醒了。
小醉初消日未晡，幽窗催破紫云腴。——出自（宋）陆游《昼卧闻碾茶》
玉川先生：玉川子，卢仝的向往，茶人的神往，茶的代称。
叶嘉，字清友，号玉川先生。清友谓茶也。——出自（宋）苏易简《文房四谱》
龙芽凤草：茶自从成了贡品，得到了皇帝的赞赏，龙团凤饼的源头，自然是龙芽凤草了。
汤怕老，缓煮龙芽凤草。——出自（宋）吴潜《遏金门·和韵赋茶》
嘉草：甭管是何种草，写成好草的占了大部分，从陆羽的《茶经》开始，茶就和所有的好词儿连在了一起。
灵山不可见，嘉草何由啜。
——出自（宋）王安石《试茗泉》
传世名画中有很多饮茶图景
叶嘉：大文豪苏东坡用倒装词的方式，赋予了茶特殊的意义，叶子是好的茶，茶是好的叶子。
文中以物拟人，寓意茶为叶嘉。——出自（宋）苏轼《叶嘉传》
清友：以茶为友，古已有之。
叶嘉，字清友，号玉川先生。清友谓茶也。——出自（宋）苏易简《文房四谱》
瑶草：茶不仅是地上的灵药，更是天上的神草。
不与世人尝，瑶草自年年。——出自（元）倪珊《龙门茶屋图》
仙掌：采摘的茶青标准不同，形象自然也不一致，今有太平猴魁，古有玉泉仙掌。
闲与故人池上语，摘将仙掌试清泉。——出自（明）袁宏道《玉泉寺》
白云英：白云生处的精华，从古到今对茶园的生态环境都十分注重，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今天我们可以讲出更多事实证据，古人不讲证据，看着云山雾罩，那定是有神仙了。
雁顶新茶味更清，仙人采下白云英。——出自（明）朱谏《雁山茶诗》
离乡草：从大红袍的典故而起，茶的味道，叫人想家。
茶初山则香，俗呼离乡草。——出自（清）《崇阳县志》
云雾草：这个不用多讲，高山云雾之中，神仙采茶之境。
千年云雾草，早春松萝芽。——出自（清）吴嘉纪《送汪左严归新安》
如此多的代称，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儿懵？其实呢，这也不一定是古汉语中指代茶的全部，只是这些被人们找出来、传诵较多而已。
透过这些花样繁多、角度各不相同的茶的代称，我们会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茶文化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不仅延传几千年，经久不不衰，还远渡重洋，影响世界，成为悄悄的改变世界的一股东方力量，那么，茶在文化传播当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唐代宫廷茶宴图
茶在文化传播当中的意义和影响力是怎样的？
茶文化既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现代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开始，茶就通过陆上、海上等多个途径，远播西方，在16、17世纪在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相继掀起了饮茶的热潮，直到后来18世纪，恶名诏著的罗伯特福琼从中国偷走茶树，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种植成功，中国茶的专有优势才一步步丧失。
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既是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玩物”，也是平民百姓居家生活的“必需”，更是中国在封建社会对外贸易中获得贸易顺差的重要经济作物，是帝王将相奢侈生活消费的必需。
茶文化亦俗亦雅，所有这些都与一代又一代的文人的推崇和歌颂密切相关，应该说茶启迪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强健的身体，而文人雅士又通过诗文进一步推荐了茶文化，促成了茶业繁荣和茶文化的兴盛。
很多文人墨客都是品茶高手。
说点儿题外话：
茶是目前人们公认的健康饮料，可以给人类带来健康，当前随着人们对于茶研究的加深和茶文化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喝茶、推广茶文化，对于在古代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关于茶的印记，一方面我们要客观地理解文人将茶入诗文的历史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理解作者写茶时的社会背景和表达心态，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去伪存真的思辨意识，来区别对待古人对于茶的种种描述和记载，借助于现代科学手段的研究和发现，更加理性客观地认知茶的价值。
综上所述，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大山之中，有着太多的文化精髓，也不可避免地有着一些不适合今天环境的说法和观点，我们需要秉持批判着继承的原则，让真正的文化发扬光大。关于茶，关于中国传统的茶文化，@茶叶地理 愿在文化传播的层面尽一点儿绵薄之力，如果这篇答案你觉得还不错，就给我们点个赞吧！想要学习更多茶文化知识，关注@茶叶地理，收获更多！
7、茶叶贸易发展史简介
世界茶叶贸易的基本特点：一是全球茶叶种植区域集中；二是茶叶进出口也较集中；三是红茶是世界茶叶贸易主要品种。
一、全球茶叶种植区域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目前，世界上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种植茶叶，但种植区域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中，中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种植面积位居世界前三位，2017年种植面积分别为222.5万公顷、62.4万公顷和23.2万公顷，占全球茶叶种植面积的比重分别为54.6%、15.3%和5.7%。产量排名与种植面积略有差别，产量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中国、印度和肯尼亚，2017年产量分别为245.9万吨、130.4万吨和43.3万吨，占全球茶叶产量比重分别为40.3%、21.7%和7.2%。
二、茶叶进出口较集中。
尽管种植茶叶的国家和地区仅有50多个，但参与全球茶叶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却多达170多个。在这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肯尼亚、中国和斯里兰卡是世界前三大出口国，2017年出口茶叶46.8万吨、36.7万吨和28.9万吨，占全球茶叶出口量的20.3%、15.9%和12.5%。前三大进口国为巴基斯坦、俄罗斯和美国，2017年进口茶叶20.5万吨、18.1万吨和16.6万吨，占全球茶叶进口量的18.6%、16.5%和15.1%。
三、红茶是世界茶叶贸易主要品种。
国际上一般将茶叶分为绿茶（greentea）和红茶（blacktea），其中红茶是全球茶叶贸易的主要品种。2017年世界茶叶出口230.7万吨，其中红茶出口166.1万吨，占72%；绿茶出口为45万吨，占19.5%。
8、中国茶叶贸易史
茶文化贯穿古今
1、神农时代：5000年以前，神农时代利用生叶煮着喝，把茶叶拿来当药用。
2、西周、东周：3000以前，开始人工栽培茶树，当菜食。
3、秦代：2300年以前，开始当茗饮，调煮，羹饮。
4、汉代：
（西汉）2000年以前，开始商业化，成都成为我国茶叶最早的集散中心。
（东汉）1500年左右，开始制作茶饼，以便运输。
5、唐代：1200年以前，受唐代经济、文化的影响；陆羽《茶经》的倡导；僧道生活和茶为教事吸收的影响，气候条件也有得于茶业的发展。拿来当药用。
6、宋代：1000年以前泡茶技艺的改进；水质的讲究；斗茶获得。拿来当药用。
7、元代：700年以前，制作散茶，重炒略蒸。拿来当药用。
8、明代：据今600多年，黄茶、黑茶和花茶的工艺相继形成。拿来当药用。
9、清代：300年以前，中国茶风靡世界，独步世界茶市，当时出口茶叶的只有中国，工艺以烘青和炒青为主，制作了乌龙茶、红茶、黑茶、花茶、绿茶、白茶。拿来当药用。
10、近代：
（1）1846-1886年是中国茶叶的兴盛时期（茶园面积不断的扩大，茶叶产量迅速增递，有力的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
（2）1886-1947年，是中国茶叶生产的衰落时期（政治、经济方面、国际茶叶市场竞争失败）。
（3）1950-1988年，是中国茶叶生产的恢复发展时期，政府的支持和重视，大力恢复旧茶园，建立新茶园，改进新品种，推行科学种茶，茶叶经济走向稳定发展之路。使得茶叶生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9、世界茶叶贸易格局与变迁
在清朝中后期，由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市场，也由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使得西方国家的生产率和军事能力增强。
他们掠夺廉价的茶叶，用机器代替手工加工生产茶叶，使成本大幅度降低，冲击着中国的国内市场与中国的海外市场，使得茶叶的销量大幅度降低。
10、茶叶出口的历史
作为世界上最早生产和饮用茶叶的国家，中国的茶叶生产很早就具有商品化特征，并且茶叶是我国保持持续发展的少有产业之一。这主要和茶叶内销与出口需求有关。
远在唐朝，中国的茶叶经济就很发达。但是虽然这一时期茶叶的商品化生产已经具有有一定的规模。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有1500余年历史，公元475—1644年的一千余年，是以物易茶为主要特征的出口外销。
土耳其商人来我国西北边境以物易茶，被认为是最早记录。
本文关键词：茶叶贸易路线图，茶叶贸易发展概况包括哪些方面，茶叶贸易的积极意义，我国茶叶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茶叶贸易发展趋势。这就是关于《茶叶贸易发展，茶叶贸易发展史（茶叶贸易发展史）》的所有内容，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